從拜登2月4日發表的講話來看，「重回領導地位」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轉向。「美國回來了」在講話中出現多次，這引人猜想美國對外政策是否將回到「前特朗普時代」。筆者認為，拜登面臨的現實複雜，若僅是簡單回歸全球化的舊秩序，這段宣言實現起來可能要大打折扣。美國若要「重回領導地位」，須建立新的全球觀。
外界頗為關注，拜登上任後，如何處理特朗普時代遺留的3個棘手問題：一是國內社會嚴重撕裂，二是與中國關係持續緊張，三是挽回「退群」的信譽危機。實際上，如何應對和解決這3個問題，將很大程度上決定着美國新全球觀的走向。
重返「前特朗普時代」全球化？
首先，美國國內社會撕裂，可以說是以往全球化在美國發展遭遇瓶頸的一個重要社會表現。
之前的國會暴力事件不僅是美國國內內政如階層、種族、職業等結構性問題的爆發，也是上述全球化發展問題的集中體現。美國「撕裂的社會」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利益在國內分配不均造成的。跨國公司、華爾街等受益於全球化的資本輸出，而本土製造業等卻因被海外廉價勞動力替代而利益受損。特朗普時期美國出現的「逆全球化思潮」，便是後者意志的體現。
拜登宣言似乎意味着美國重返「前特朗普時代」的全球化。而全球化「受害者」的利益是否會被繼續忽視？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美國的政治就會像鐘擺一樣，即使要走全球化道路，仍然走不遠。
中美新的「競合關係」
其次，中美雙邊關係代表了美國如何看待全球化中的新興大國。
2017年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戰略競爭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如今，拜登在講話中既稱中國是「最嚴峻的競爭對手」，也表示將在符合國家利益的領域與中國合作。這說明美國當局認識到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單講競爭不足以涵蓋中美關係。不過，亦可看出美國依然在與中國合作上保持謹慎的態度。
根據近期兩國高層間的溝通可看出，進行互利共贏的務實交往，而非執念於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和對抗性，是中方強調的交往基調。
按領域切分進行合作和競爭，被認為是比較務實可行的一種方法。比如在氣候、公共衛生等方面率先合作，而經濟、科技等有爭議的領域則可能進行部分合作嘗試。這意味着未來中美關係仍將在失衡和不斷調整中「走鋼絲」。在這一段可視作「局部利益重組」的時期，需要雙方保持頻繁有效的溝通和戰略智慧，建立新的「競合關係」。
雖然拜登表述中的中美關係強調競爭，但美國可能並不想與中國真的競爭。美國一直強調技術外溢使中國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但當中國出現技術獨立時，美國首先想到的是利用非正當手段來打壓（如華為和孟晚舟事件）。那是因為，美國自己並沒有在技術賽道上認真奔跑，而是通過產業轉移利用海外廉價勞動力代替技術革新，這導致了國內製造業空心化、技術創新緩慢，以及對技術競爭的抗拒。
因此，新的「競合關係」中，美國更應坦蕩地「競」，坦誠地「合」。
更開闊國際秩序視野
第三，建立更開闊的國際秩序視野。
拜登在演講中反覆強調「盟友」的價值，這似乎是其重返全球化的重要依托。而實際上，此刻的美國更應將着眼點放在重返國際合作機制的引領者角色，以此挽回因特朗普「退群」引發的信譽危機。
特朗普認為，美國繼續承擔領導者的國際義務，並不能獲益。在其任期內，美國退出多個國際組織，使一些國際組織和合作機制辦事效率不復從前。
如今，新冠疫情使這些問題集中突顯。一個開放經濟體是無法關閉國門來防止病例流入，抗擊全球範圍內的疫情大流行，必然需要更有效的國際合作機制。促進國際合作機制有效進行，意義不僅僅在於挽回信譽危機，更是現實利益的需要。
綜上所述，對內改革，處理好全球化導致的國內群體利益失衡的問題；放下意識形態執念，擺正競合心態，處理好與新興大國關係的問題；不再死守固有利益，建立更開闊的國際秩序視野，引領全球深入推進全球化謀求更大價值。答好以上3題，美國才可能實現「重回領導」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