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農曆新年前，香港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就這樣，一年過去了。至今為止，香港斷斷續續經歷了4輪新冠肺炎疫情，第四波今天仍揮之不去。筆者去年3月在這欄指出，疫情暴露了香港眾多深層次社會問題，其中較尖銳的，包括市民對政府怨氣大、貧富懸殊嚴峻、內地與香港關係出現倒退。隨着疫情的發展，市民生活逐漸受到打擊，不少行業相繼陷入低谷，我再在這欄寫了幾篇文章，陳述市民的擔心和憂慮，及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並就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逐一評論。
自去年11月第四波疫情開始後，筆者發覺，香港表面上雖仍井井有條，凡事都有法例規管，政府因應疫情也陸續推出各項應對措施，但市民有沒有因此感到安心？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一年，市民對這個屬於他們的城市，是多了一份感情，還是覺得這個地方愈來愈不似他們的期望？筆者有以下觀察：
政府的管治愈來愈不得民心
第一，是市民愈來愈不信任政府的管治。試以政府處理年宵市場的手法為例：為了避免人群聚集，政府最初的決定是全面取消年宵市場，後來在花農的抗議聲中改變主意，容許年宵市場在特定的條件下開放。政府在短時間內改變決定，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中，因應疫情嚴峻，政府曾一度全面禁止食肆堂食，但在傳媒報道有市民踎街進食後，政府不得不在兩天之內改變主意，准許食肆開放午間堂食。
政府這樣朝令夕改，並不單是決策過程出現問題，而是政府對這樣嚴重影響民生的政策，竟是如此草率和倉卒！禁止食肆午間堂食，負責官員承認做決定時，並不知道有這麼多工人不能在家工作，在冷氣食肆午膳，是他們辛勞半天後的「享受」；同樣，政府在取消年宵市場前，官員有否想到花農辛苦了一年、甚至兩年栽種花卉，等待的就是一年一度的年宵市場換回他們的「血汗錢」？官員做決定前，若然沒有代入工人和花農的立場思考問題，他們實在「堅離地」，教人徒呼奈何！
官員做錯決定，最少也應對受影響的市民講聲：「對不起」；可惜的是，市民看不見官員承認錯誤，最多是推說事前沒有考量周詳，有時更堅持自己的原意是對的，例如取消年宵市場，官員還理直氣壯的解說，政府做的是為了防疫。這樣應對市民的質疑，市民會接受嗎？還是覺得政府的決定愈來愈與現實脫節？或者官員會如特首一樣，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錯？筆者很想對他們說：你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不知道自己犯了錯！
居住環境惡劣是香港國際都會之恥
第二，香港是走在衰敗路上的國際都會。政府多年來對外宣傳：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單看維多利亞港兩岸美輪美奐的大廈，香港在亞太區大城市中，氣勢可算數一數二，唯有新加坡可與香港媲美。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後，市民發現，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美譽，實在虛有其表，中環等商業核心區顯示的，並不代表市民實際的住屋情况，一些區域環境的惡劣程度，更與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差別。
早在2003年「沙士」那一趟，已有專家指出，市民為了爭取更多居住空間，常對單位作出有違《建築物條例》的改動，胡亂接駁喉管不是新鮮的事，近年更出現大量「劏房」。現在離開「沙士」18年，香港的居住環境有改善嗎？相信市民的答案是：現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差！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衰敗之象由市民的居住狀况可見一斑。疫情之下，市民看見被確定為「疫區」的，如油麻地、旺角、深水埗，破舊情况慘不忍睹！香港有多少這樣的區域？市民現在知道，所謂「三無」（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管理公司）樓宇充斥的社區，不但九龍東有，九龍西的土瓜灣、紅磡隨處可見，就是在港島區，上環和西環有，北角和筲箕灣也有。區內有過了半個世紀的建築物其實不是問題，歐美不少城市都有過百年歷史的樓宇仍是平民老百姓的住所，但香港的情况卻不是這樣：政府雖有條例規管住宅樓宇維修，但有多少殘舊樓宇得到適當保養？更常見的情况是：舊樓變得愈來愈殘舊，直到不再是人應該居住的地方！不過，住在這些破舊剝落樓宇的市民，他們有選擇嗎？香港自稱是國際都會，對得起這幾十萬連基本居住條件也沒有的市民嗎？
為什麼港人的住屋條件這麼差？為什麼惡劣的環境久久未能改善？特首常常誇耀自己的公務員隊伍十分優秀、有擔當，但過去一年，疫情暴露出來舊區市民住屋的情况，負責官員為他們做了些什麼？市民只見政府部門間互相推卸責任，擔當不知從何說起？在市民心目中，香港亞洲國際都會的稱譽，只是政府自誇之詞，就算香港曾經擁有這個稱譽，這個國際都會可正走在衰敗的路上。
疏導才是應對人群聚集的辦法
第三，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市民生活卻枯燥乏味。疫情出現後，市民的生活出現了變化。過往，到了假期和長周末，市民喜歡出外旅遊，鄰近廣東省的大小城市是港人旅遊熱點，遠一點的台灣、泰國曼谷、韓國和日本，已成為港人的「鄉下」。港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外遊？答案很簡單：香港缺乏的是消閒好去處！這一年來，港人無法外遊，結果香港的離島、郊野行山徑、水塘堤壩等，到處都有人滿之患，郊區變成市區。
疫情開始初期，市民還可忍受不一樣的生活節奏，但日子一久，枯燥乏味和百無聊賴的生活成為常態時，一些市民感到情緒不安，更多是尋找可以宣泄心中鬱悶的去處，怎可停留在狹小的居住空間？政府在作出各項限聚措施時，有沒有想過市民實際的住屋情况？是否明白市民必須出外透透氣、鬆一鬆？政府現在重開運動場及其他康樂設施，早前關閉時，有沒有想過，這樣做，只會令市民迫爆大型商場，食肆中午時分裏外都是人？一刀切限聚措施看來並不收效。筆者認為，限制人群聚集是消極的做法，並沒有理會香港狹窄的居住環境，其實政府應該做的，是想辦法疏導人群，除開放各種戶外設施給市民鬆弛一下外，晚間堂食如果一樣有限制，與午間堂食有什麼分別？疏導才是應對人群聚集的最佳辦法。
新冠肺炎疫情一年過去，市民看見的，是政府的管治能力每况愈下，犯錯不肯承認，不把民意放在心上，同心抗疫是空談。更悲哀的是：疫情暴露市民居住環境之惡劣，除了證明政府長期把問題擱置不理外，唯一的結論是，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正走在衰敗的路上！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