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肆虐一年，持續限聚令百業蕭條，但送餐中介業務卻如雨後春筍。短短數年間，內地最大食品外送平台美團，市值已發展至約1.7萬億港元，香港foodpanda、Deliveroo、Uber Eats等不同送餐平台，亦提供了近5萬個就業職位，一季營收可達80億港元。然而，作為逆市下最蓬勃發展的行業之一，與送餐員相關的交通事故亦急速上升。
如何避免「以命送餐」？
2020年首11個月，香港涉及單車及電單車的交通意外較2019年同期增加三成至5369宗，多位送餐員受傷，甚至命危。然而相關外送平台往往毋須負責，僅透過小量保險作有限援助，甚或「出於人道主義」，僅發放數千慰問金了事。到底為什麼送餐員成為高風險行業？欠缺工會的送餐員群體，安全又該如何獲得保障，避免「以命送餐」的悲劇不斷出現？
過去社會對外賣平台的批判，多集中於它有否以「自僱」之名，把企業責任一併外判，又或它有否剝削員工，過度壓縮送餐時間，致使靠多勞多得取酬的送餐員，被迫「以身犯險」，把駕駛速度推至極限。外賣平台的企業責任自不待言，然而，眾多評論者卻少有關注企業以外，作為外送經濟受益者的送餐員與政府，有何角色與責任。
對基層而言 自僱身分實是雙面刃
雖然近來僧多粥少的競爭，令送餐員收入持續下降，但送餐員這幾近沒有門檻、時間有彈性的工作，仍然是不少失業者的救命稻草。對基層而言，自僱身分實是雙面刃，它之所以容許低入行門檻，正正源於企業聘用員工時不受體能與保險的掣肘，也沒有福利過多、尾大不掉的顧忌。
對政府而言，民間自僱服務日趨盛行，既解決了失業率高企，引發社會動盪的隱患，政府亦能從企業盈利中獲得豐厚稅收，一舉兩得，故一般樂見其成。宏觀來說，外賣平台正正是高度市場化下，企業彈性聘用、員工彈性流動的典型例子。外送平台的興起，為社會帶來自由與機遇，但也誘使企業以剝削員工保障來追逐利益最大化。基層雖能解一時困境，長遠而言，他們失去了連續的生涯敘述，自僱制度亦侵蝕了傳統以來重視員工對企業的信賴、忠誠及互相付託的人文精神。
社會保險促使企業與送餐員團結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善常存兩惡之間，一種惡為過度，一種惡為欠缺。」政府無所作為，令基層毫無議價能力和福利保障，固然不當；政府過度管制，令企業「少做少錯」，扼殺基層僅有的謀生空間，亦非上策。針對外賣員欠缺保障的問題，政府實可考慮鼓勵設立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讓不同持份者共同分擔風險。現時送餐員均以個人身分提供服務，彼此沒有工會連結，亦沒有相互幫助的義務。對此，社會保險能促使企業與各送餐員團結一致，讓健全者支援不幸傷亡者，企業亦能間接扶助前線員工，彼此在無形中相互依存，共同承擔整個行業的風險與命運。
在香港，社會保險並非新事物，但較少用於員工保障之上。常見如保障消費者的旅遊業印花稅制度、分擔循環再造成本的生產者責任計劃（電子廢物徵費）、從源頭防止濫用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等政策措施，民間則有倡議公平貿易的咖啡產品。消費者均願額外付費或承擔溢價，以達至環保、扶貧或分攤共同風險等不同目的，從而與弱勢社群、其他消費者，乃至地球整體構成命運共同體。
世界各國亦開始透過社會保險，為送餐員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但此責任更多被歸於外送平台。例如，日本Uber Eats外送員勞動組合便積極爭取，成功讓外送平台Uber Eats建立「傷害補償制度」，意外受傷或身亡的送餐員能分別獲最多25萬日圓（約1.85萬港元）及1000萬日圓（約74萬港元）的慰問金；法國的巴黎獨立送餐員團體（Collectif des Livreurs Autonomes Parisiens，CLAP）則發動連串遊行，逼令Deliveroo為送餐員提供免費醫療保險，報銷基本報銷額200%醫療費和住院費。國內沒有類似的送餐員工會，政府規定相關車輛購買交通意外保險，而送餐員自身安全，則靠外賣平台自律購買的人身意外保險提供保障。
良心消費 各方共贏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關鍵問題是：「誰付鈔？」（someone has to pay）
要為送餐員安全提供合理保障，外送平台及消費者便需要共同承擔。縱使，社會保險會為外送經濟帶來額外成本，但企業能以此洗脫「剝削員工，強迫以命送餐」的惡名，實踐實惠的社會責任，消費者亦需要明白，方便的服務，需要為提供服務的人士的安全有所貢獻，作良心消費，真真正正做到共創（co-creation）、共享（co-sharing）的各方共贏局面。
作者梁亦華是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員，陳之翰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研究助理教授，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