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先生於1月27日在《明報》刊登文章〈選舉解決不了撕裂性政治矛盾——應否再選舉特首？〉，以過於簡單的邏輯定性促成民主／本土派在區選大勝的廣大選民，並提出以只接受具中國國族認同人士參與的協商，取代特首選舉。然而此舉並不比選舉更可解決政治矛盾，而只能隱藏政治矛盾，並令其更難根治。
解決問題 改變作風 而非排除提出問題者
王先生開首就抨擊美國單憑白宮易主，難解深層次矛盾，旋即為2019年起的反修例運動下「顏色革命」的定性，並否定運動激進化前已提出的訴求，理由就是上百萬人支持的政制改革訴求，和運動的觸發點——修訂《逃犯條例》無關。先不談由廣大選民，而非1200人選出特首，是否解決一切矛盾的靈丹妙藥，這種以武斷的定性來否定選項的思維，正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絆腳石。
或許如王先生所言，不少民主派都只是對以強力鎮壓人民著稱的中共反感，而未必反中。但肯定令民主和本土派同樣反感的，正是由中共強迫的中國國族認同；中共刻意將中國國族和自身刻上等號，又以政見為辨識，把和平、激進的廣大異見者一併打壓，正迫使「反共和理非」與「反中港獨分子」合流。於是才出現王先生觀察到的現象：廣大選民在2019年區選以選票表態，將政治和國族認同置於社區事務之上，讓政府不能輕易忽視港人對中港矛盾的關注。可惜面對港人對矛盾所在的理解，王先生與中共港府陷入同樣的思維，武斷地將一大部分民意視為反中亂港之源，打算將之拒諸制度門外，以協商選特首迴避中港矛盾。
王先生以選舉拖延解決問題為由，否定選舉而肯定小圈子協商。然而這樣非但將重點錯放在選舉形式，更令死結更難鬆綁。中共在香港事務上，展現其威權本質的，是其一貫對香港人意願的忽視：1972年，當殖民地名單上各地均可就其前途自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將香港從名單上剔除；中英談判期間，中方輕易否定讓港人加入談判的「三腳櫈」建議，讓《基本法》成為59人起草、卻要700多萬人恪守的憲法；2014年，中共又定下了8．31框架，即使「普選」方案得以通過，亦保留由選委會拒異見者於門外的權力。中共屢次為保權威否定港人聲音，正讓港人覺得香港人身分日漸難容黨國混雜的中國國族認同，如今若以協商替代選舉，只會使中共在港人心中的粗暴形象更深刻，令國族矛盾與政治問題雪上加霜。
問題不是容許選舉 而是只容許選舉
王先生在文中拋了一句「人性惡，善者偽也」，並以選民天性只關注私利為由，否定選舉民主，卻似乎忘了處理「善者偽也」。偽者，人為之也，人即使性本惡，經教化或導正後，都可在公共領域展現公民質素。高質素的公民以公共利益為本。
要人為地使性本「惡」者追求共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教育入手，中學通識科和小學常識科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以及對時政的關注，正收此效。然而政府對歷史科文憑試和通識課程開刀，除窒礙培養未來公民追求共善的素養，亦扼殺他們在開放的資訊市場，藉論政展現理性的公民質素。
此外，港人亦非對追尋共善冷感，從反修例運動起，港人在制度內外持續參政，即可見一斑，先勿論他們追求的美好（good）是否正確（right），這種追求共善的意志是顯而易見的。可惜政府不是導正這種意志，把訴求納入體制內，而是將之全盤否定，並以政權的安穩為社會上唯一允許的善與正。
高質素的公民亦具有參與政治的熱誠。當王先生抨擊西方國家的民主沒落，當地民主的缺失卻其實不在選舉，而在只有定期選舉，卻欠持久而獲制度回應的公民參與，即是在選出代議士和行政首長後，繼續積極討論公共事務並嘗試拋出解決方法。這點不僅能與選舉民主相輔相成，更是王先生口中的「協商性民主」的重點。
無奈政府積極打壓公民社會，限制地區議政架構，又動輒以《國安法》和煽動罪抹煞討論中的選項。這樣一來，公民認為其公共參與得不到結果，甚至使其固有的自由和平等都受剝削，撲熄其參政熱誠，窒礙公民質素的育成。這更是與王先生抬舉的協商式民主的條件——在資訊充分的情况下公開討論，及不以「符合國情」為由，為討論結果訂下假設，背道而馳。建制中人一方面支持政府對公民質素的壓抑，另一方面又提出非靠這些質素運作不可的協商式民主，是想追尋共善，還是黨國的穩固？
強硬管治下 選舉、協商皆掩耳盜鈴
以「中式」協商選出特首，的確可快脆地將意識形態和國族認同之爭拋諸視野外，卻只是眼不見為淨，無助於解決矛盾。被中共視為威脅的一大部分香港人若被拒於協商桌遠處，協商亦不見得能如王先生所言，彰顯社會「共同」利益。要解決這些矛盾，只有兩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開放制度，讓港人參與制訂自己2047年後的憲法，令香港重拾作為主體的尊嚴，這才是中國與已經不甘作為附屬品的香港的相處之道（為免觸犯未經港人認可的國安法，筆者在此表明本文不鼓吹港獨）。此舉令香港人守的，是香港人有份訂立的憲法，並且有此作為共同價值和利益的憑據，大增法律的正當性，使其不如基本法般屢受挑戰。另外，唯有如此，香港公民的意願才能在制度上被重視，樂於參政等公民質素也可在制度的庇蔭下育成。而民主程序，不論選舉或協商，也才有意義。然而以上皆建基於中共願意冒其神聖獨一權威遭質疑的風險，下放權力。
第二條道路，就當然是繼續打壓公民社會，並對港人灌輸去香港化、以黨國為主體的意識形態，將他們強行拉入或拒諸「共同」利益之外。支持轉以協商選特首的論者，若不認為中共有下放權力的意願，也不打算阻止政府壓抑港人展現的公民質素，就不要以民主和香港人的共同利益之名，提議將本已極欠民意成分的特首選舉變得更小圈子，而妄想纏擾香港的矛盾能一筆勾銷，統治者可從此高枕無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