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初，我和同事蘇鑰機教授曾提出香港傳媒代議功能的概念（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我們認為香港一向只有低度民主，但自由度則高，加上傳媒發達多元，傳媒是以能反映民意、為民請命、監督政府、溝通上下、提供公共論述空間，對紓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改革，和維持社會穩定，起着彌補政治制度缺失的作用。現在回歸已有20多年，傳媒還能發揮它們的代議功能麼？
傳媒獨立性的流失與民間社會的弱化
能否代議，首先是要看傳媒是否獨立的、多元的和專業的。在大眾傳媒方面，我們看到不少傳媒在擁有權、編輯方針、輿論導向、採訪策略、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已受到權力中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政治的獨立性可謂所餘不多。
在權力中心籠絡、震懾、軟硬兼施之下，自我審查出現已久，只是有關現象愈來愈多發，愈來愈明顯，已成了常態。《國安法》發布以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受到莫大的衝擊，自我審查已變得更為普遍和嚴重。傳媒一旦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已難言對權力中心再起到什麼強而有力的監督，頂多是採取「小罵大幫忙」的策略，對市民的尖銳訴求則不大聞問。
上面是大眾傳媒主要的情况，尚能保存獨立性的媒體只是少數。同樣道理，香港媒體的多元性及專業性也已不可同日而語。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輿論空間。網絡媒體在過去十多年有長足的發展，社交媒體也成了輿論激盪、匯聚之地。大眾傳媒放棄它們獨立性，但網媒大體上卻以獨立多元的姿態填補前者留下的輿論空間。雖然如此，出於慣性和資源關係，大眾傳媒總體的影響力還是應該佔優。况且，網絡輿論也不是一邊倒的，內部差異其實很大，形成兩極對立的狀態，不容易產生民間達至共識的政治衝擊力。現在權力中心已意識到網絡輿論的重要性，也有組織地、系統地發動宣傳戰，千方百計的試圖佔領網絡的輿論空間。國安法通過後，就觀察所見，網上民間的政治輿論已有所壓縮，親權力中心的輿論則正大張旗鼓，大有分庭抗禮之勢。
近期傳媒受到的衝擊可謂相當明顯和集中。港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查冊而被檢控，港台記者利君雅因提問尖銳而在聘用上遭到留難，《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因涉嫌非法集結及懷疑犯了國安法而被捕，有線電視新聞部的新領導層大幅度裁員，以至以尖銳報道見稱的《新聞刺針》及《有線中國組》的成員也紛紛離去。正當較為專業、相對獨立的傳媒工作者受到衝擊之際，權力中心則加大宣傳機器的火力，一方面為保守力量保駕護航，同時對港人一向所珍重的價值——包括自由、人權、民主和法治——也加以攻擊批評。
一度曾經作為民意平台的烽煙節目，它們的能量已大不如前，只是聊備一格地繼續存在。輿論領袖也在新的形勢下重構，有的遷離香港，有的也變得小心翼翼，恐怕言論上碰觸「紅線」。
社會運動本來是民意表達的一種方法，但是在形格勢禁的環境下，加上限聚令的實施，這一正常民意表達的渠道已失去往日的活力。
相反，我們能看到的是公民社會中的專業團體受到無情的打擊，重創專業團體一向擁有的社會公信力和凝聚力。這種種現象在在說明，傳媒的代議功能只能進一步被弱化，走向式微。
民意的制度性漠視
民意代議功能能否有效發揮是有條件的，它需要足夠的新聞、言論自由，它需要多元、獨立、興旺、專業的傳媒，它需要專業性強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它需要敢言、公正、有分析力的輿論領袖，它需要民眾有集體表達意願的渠道，包括民調、請願、示威、遊行、社運等。除了這些條件，還有一個關鍵是民意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也就是指權力中心對民意的開放態度。不過，各種迹象顯示，民意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已經動搖，甚至已起了質的變化。
在過去，包括殖民時代，政府在推出重要變革的時候，大多會考慮民意的取向才作出最後的定奪。若然遇上強大反對的力量，大概會盡量加以吸納，避免出現嚴重的衝突。我們反觀這一兩年來政府推出政策的過程中，民意好像已變得毫不重要；遇到強大的反對聲音，政府只懂得硬着頭皮硬闖過去，可謂只求目的，不理民意，還自我安慰這是什麼「迎難而上」。
有關案例比比皆是。修例運動觸動全體港人的神經，民意最大的訴求莫過於設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則一意孤行，漠視市民這一共同而卑微的訴求。國安法的通過也是一樣，港人強烈的存疑態度應該是可以預見的，但是結果是在沒有任何諮詢的情况下通過了，體現出中央所謂的「底線思維」。這種底線思維其後也體現在政府多重措施中，從取消民主派議員的資格、大舉檢控民主派領袖、改造通識教育，到向司法系統開炮種種事情，民意所向都應該是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但是，權力中心好像已硬了心腸，在態度上以至制度上忽略香港的主流民意。立法會等建制內的聲音，現已只剩下「支持」一個調，至於大多數市民怎樣想法，對執政者而言，已經變得「無所謂」，反正條例一定會通過。民意已被丟棄一旁，過往民意的影響力，現已一落千丈。就以特首的民望為例，林鄭月娥的民望已長期跌破底線，低至無可再低的地步。但是她仍可以受到中央的讚揚，仍可以自信滿滿的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足見民意的被邊緣化，已為制度所忽略。
更急切的代議功能需求
總括而言，香港正加速走向一個行政主導的政體，使原本就脆弱的平衡力量進一步萎縮。傳媒的代議功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走向衰落。不過，香港社會不少重要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變少，遑論獲得及時的解決。香港社會仍然是一個相當龐大複雜的大都會，利益也相當多元，在在需要有效的代議機制，讓社會較順暢地紓解矛盾，溝通官民，促進變革，保持穩定。執政者切忌以為，暫時把民意壓下去，就覺得民意可欺、可被忽略，反而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在民怨沒有積累到一個新的爆發點時，就應還民意一個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