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唯一提供建築保育碩士課程的港大建築文物保護學部（ACP）正式解散後兩天，學部主任李浩然如常回到位於鈕魯詩樓的辦公室，雖然，辦公室已物是人非——在2020年4月收到建築學院院長的電郵、被通知學部將在年尾結束後，原本的接待處堆了雜物箱，同事一個接一個離開，學部內的房間已陸續換上陌生臉孔。
坐在擺滿20年來獲得過的獎座、感謝狀的書架之下，李浩然坦言至今仍未知道學部被殺的原因。在風高浪急的時局之下，象牙塔之內的事同樣愈怪愈有，但說到底其實都不外乎為生存、為資源、為權力之類。李浩然也聽過陰謀論，但揣測推論始終不能當證據，說了也於事無補。「如今，我與同事也是這樣說：就相信ACP是哈利波特吧，要先死過一次，才可以繼續生存。」
過去一年，港大的戴耀廷被解僱、浸大的邵家臻不獲續約、嶺大的葉蔭聰不獲「實任」，然後，上月中大傳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面臨重組，中心主任請辭。大學震盪變成日常事，本應見怪不怪，不過當少與政治敏感沾上邊、學科愈來愈受歡迎的ACP也被突然解散，不免讓人更覺得匪夷所思。「2015年，ACP正式成為『學部』，每年有120至150人申請報讀，我們再從中選出30至35人，財政完全是自給自足，年年有錢剩。直至2020年尾，ACP戶口的錢被學院直接轉送到園境學部，ACP正式完結。」
雖然學部結束，但詭異的狀態讓事情更顯不尋常——仍有兩年才屆退休年齡的李浩然未被解僱、建築保育碩士半年前仍然繼續開課。「瓦解之後，建築保育的科目被散落在建築學系不同角落，學士學位將與房地產及建設系合併，而碩士學位則將『融入』園境學部，同時園境學部將升格為學系。」不過，所謂「融入」並沒有細節，「如何融入、融入後有什麼科目、科目由誰教，我仍未聽聞過，而他（院長）看來也不會告訴我吧。去年當我知道院長有意取消ACP時，我嘗試提出疑問、爭取過，最後他可能嫌我煩，索性自此不回應，我根本搵唔到佢」。
自2000年有份創辦ACP，李浩然是唯一一個未退休、與ACP同生共死的人。20年來，由香港的建築保育未萌芽，至天星皇后事件捲起熱潮，到近年本地歷史建築屢獲肯定，他不止帶領ACP培育官方和民間的保育人才，也落力把香港的建築保育項目推到國際，協助灣仔藍屋、中環大館、南豐紗廠等奪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育獎項。
李浩然在香港出生，8歲舉家移民新加坡，當兵幾年才入大學讀建築。「我並不是自小就鍾情於古蹟建築。我熱愛美術，但新加坡大學沒這些科目，爸爸覺得畫畫掙不到錢，於是叫我讀建築，『畫則也算畫畫啦』。」與建築結緣雖說是無心插柳，但回看卻發現都是有迹可尋。最近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清拆哄動一時，李浩然當日的電話接個不停，有記者問他是否曾去過這地方，就在這剎那，他半世紀前的記憶突然被喚起。「我想起小時候住在九龍，祖母喜歡帶我周圍去，大約是幼稚園的年紀吧，有一次她帶過我上去這個配水庫！那裏有一連串樓梯，上到山頂時，我還疑惑為什麼山頂不是尖的，當然後來才知道是削平了，還記得滿天紙鳶的畫面，和山上有人煨番薯的味道。」
多得祖母，李浩然自小雖然未知古蹟為何物，但早已看遍新界舊廟、港九歷史建築。1970年，他一家落戶新加坡的如切區（Joo Chiat），那裏建滿一排排店屋（shophouses，類似香港的唐樓），後來如切區在2011年成為新加坡首個「國家遺產保護區」。在舊城區的環境長大，李浩然在1980年代讀建築時，已在功課中常常用上活化舊建築的概念。「新加坡往時有個不合法的紅燈區，街上有一個舊油站，我的設計是把它活化成妓院。教授是個虔誠的教徒，不喜歡我的功課，最後只給我C+，但我後來用它參加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的一個設計比賽，最後拿了獎，作品還在美術館展出過。」不過，事實上，當時在大學的建築課仍未有保育的概念。「那時是想鶴立雞群罷了，個個都設計新建築，我覺得沒趣味，倒不如試試在舊建築上加新概念。」
人在新加坡，但李浩然始終熱愛香港，大學期間選擇回港實習一年，到畢業後，又再次回港執業。直至1990年代中，他的恩師劉秀成升任港大建築學系主任，邀請他幫忙。於是，李浩然放下建築師的工作，攻讀博士學位，成為港大建築學系第一個本地出生的博士畢業生。「那個年代，做則師很吃香很賺錢，哪有人有建築師唔做，去讀博士？」畢業不久，正值亞洲金融風暴，政府削減教育資源，大專院校為增加收入開設更多自負盈虧的碩士學位課程，當時的古諮會主席、多年來希望在港大研究香港古建築的龍炳頤教授，認為是時機開辦課程，並邀來當時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加拿大國家委員會（ICOMOS Canada）的Lynne DiStefano，與李浩然3人一同籌辦香港史上第一個建築保育碩士課程。
「當時的香港，根本沒有人討論建築保育的，我們因為要開課程，於是到處了解，香港的歷史建築，其實由哪個部門負責呢？一是古蹟辦，二是建築署裏有一個會復修建築的小單位。」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世界文化遺產暨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當時香港剛通過《古物及古蹟條例草案》，及後很快就根據條例設立古蹟辦，隨後在1980年代成功把幾個祠堂和私塾定為古蹟。「早期的古蹟辦，着重考古和歷史的部分，而直至2000年ACP成立，很多人仍以為保育等於考古，社會對於舊建築也總是覺得拆咗就算，唔好阻住。」
開荒氣餒 拆天星皇后始轉變
李浩然說，開荒的過程其實很氣餒，一直沒信心可以順利收足學生。「頭幾年，每年10多個學生，不少是政府部門派人來讀。過往政府相關人員若想在這方面進修，都是派到英國，如今不用了，香港自己有得讀，甚至是全中國首個學院提供課程。」捱了6、7年，轉捩點在清拆天星皇后所掀起的保育浪潮，促使政府在2007年的施政報告宣布新的文物保育政策，以及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以往與學生傾偈，最慘是有人問我畢業後有沒有出路，我答：讀這科，現階段只可當是興趣，也希望是為了將來。無前途，因為香港無政策，有政策才能有穩定的發展方向，否則保不保育只能是隨意做，想做就做，唔想做都無得做。我記得政府一宣布新的政策，我立刻打電話給那個問前途的學生：今次得喇！有前途喇！」
除了培育專業人才，李浩然說ACP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希望能把國際最前沿的保育知識和概念，帶入政府，甚至帶到內地。「人們以為保育等於考古，錯不在他們，只是當時香港社會在保育上很落後，跟不上國際的轉變。」
1972年的公約，源於二戰之後，不少殖民地獨立成國但很窮，經濟優先發展之下，大量歷史建築消失了。「例如60年代，埃及解殖後，建了好多水壩，上游氾濫成災，好多古蹟被淹沒。因為西歐國家認為他們的文明源於古埃及，那時候，不少國家參與把古蹟搬至高地，那時他們認為非原址保留是可以接受的。不過，沒多久就開始發現，這樣持續下去會有很大的文化危機，所以完整保留古蹟、進行考古工作等，成為當時重要的想法。」
不止硬件 持續生命力更重要
後來，亞洲有國家提出，單是物質上的古建築保育並不足夠。「對於日本人來說，神社的建築重要，但也不及它所承載的精神文化重要。例如在三重縣的伊勢神宮，因為木建築壽命不長，每20年就會拆掉重建一次。所謂20年一代，他們的想法就是趁建神社的匠人仍健在，在重建的過程把技術傳至下一代，這樣的做法已持續了超過2000年。那麼這算不算是文化遺產呢？當時的泰國同意日本的說法，長久以來，不少有歷史的大型佛像無法完整保留，於是你看見它們的小吳哥窟，只有佛像的頭保住了，成個身無咗。保住個身沒用，能夠保住精神才重要。」於是，2003年出現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就是說明不止古蹟的硬件重要，若周邊的軟件保不住，也是沒有意思。「自此，保育的概念開始轉變，不止要保留、復修，而是要讓它持續有生命、不停運用，過程之中或許令這個文化遺產有演變，但不緊要，重要是它不會消失。」
起初，ACP的課程也集中在古建築、考古的維度，幾年後檢討，認為把重心放在「社會歷史」。李浩然說，當時的想法，是香港已有大學課程涵蓋考古、歷史，「香港究竟需要什麼？」「你看古蹟辦初期做的法定古蹟如水頭村，像一件件大古董放在原位，展示文物固然重要，但始終無法幢幢都這樣，很無謂。歷史建築的保育，是否可以有另一種可能性？延續它的生命也可以是一個出路，甚至對整個社區、社會更好。」而這種轉向，也與國際上對建築文物保育的趨勢脗合。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列出17個目標，包括透過保護和捍衛文化遺產，建設更包容、可持續的城巿和社區。
20年來，ACP與本地建築保育一同成長，雖然政府政策仍為人詬病，例如活化計劃工程價低者得讓復修質素參差，又例如常說的點線面仍然無法實踐。「新加坡可以做到劃出整個保護區，當然與整個社會背景設定有關，無法直接比較說香港差。但我想分享的是，新加坡最近甚至邀請公眾投選社區內最喜愛的地方，巿建局接到結果就會幫你實現。這種公民參與的建設過程，新加坡都先進到這一步了。」
但另一方面，事實是香港愈來愈多保育工作逐步與國際接軌、屢獲殊榮，而最近的皇都戲院成為城中熱話、民間蜂擁拯救主教山配水庫等都讓人看見，社會對於保育的需求有增無減。對於香港保育的未來發展，李浩然是樂觀的：「當然要看政府政策，但除了政府與民間，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發展商的參與。」常說保育事業投資甚巨，在商言商難以有商家願意投資，但再次多得聯合國2015年的可持續發展議程，締約國要為朝向這個目標做相應的措施，於是2016年開始，香港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巿公司都要根據《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指引》提交報告。除了節約能源、組織企業義工隊之類，近年愈來愈多公司投放資源發展藝術類別，當中做歷史保育可以是其中一種。
所以，在保育專才的需求會愈來愈大的情况下，港大瓦解建築文物保護學部，看來是逆全球大勢的做法。也因此，李浩然覺得，在其他院校重建ACP是有可能的。「從來遍地開花是最好的，不要只有一個院校做，最好個個院校都開。」
作者簡介：文字／文化工作者、建築文物保護碩士
（原文刊登於2021年1月13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