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抗爭的方法在香港引起很大爭議。一些人認為不合法的抗爭方法就必然是錯的。「香港法治重生計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20年11月13至23日透過隨機抽樣電話訪問，進行有關香港法治文化的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就是關於市民如何看抗爭的方法：「如果𠵱家香港有一條不公義嘅法律，你贊成定反對市民用以下方式去爭取改變？」
受訪者可就5種方法表達他們的看法：（1）「合法嘅示威」；（2）「不合法，但非暴力嘅方法」；（3）「破壞死物，但無傷害到其他人」；（4）「為咗保護自己或者某啲人唔好受到傷害，而傷害到其他人」；（5）「無論乜嘢原因，傷害到其他人」。
合法示威
以合法的方法如示威去爭取改變不公義法律的，贊成有89%，反對有8%。這結果並不意外，香港一直有示威之都的美譽，港人向來都相信用合法的方法，只要人數夠多，是可以令還未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香港特區政權讓步的，如在2003年50萬人上街成功阻止了23條立法。
《基本法》保障港人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在進入了國安法時代後，特區政權暫用防疫為藉口，連申請合法上街示威遊行都被拒。不過，在疫情結束後，港人應會繼續以合法的示威、遊行去挑戰香港特區政權的不公義施政。
公民抗命
以不合法但非暴力的方法的，贊成有41%，反對有53%。這就是公民抗命，是得到終審法院確認，屬普通法的優良歷史傳統。公民抗命的不合法行為雖不會被視為合法，但檢控部門在是否應提出檢控及法院在判刑時都應考慮。
雖然反對者仍佔多數，但公民抗命由2013年開始，在香港已逐步得到愈來愈多港人接受。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19年10、11月受委託進行的調查，也曾問過相近的問題：「為了爭取社會公義，必要時不遵守法律是可以接受」，當時表示支持的有39.8%，反對有31%，「一半半」有26.8%。
在這一次調查，沒有給受訪者「一半半」的選項，反對的人比2019年的調查是多了。但比較香港過去進行的相類似調查，公民抗命所得到的市民認同，在這一次調查應是最高的。在進入了國安法時代，支持公民抗命的人，不跌反升。
就公民抗命的接受程度，年齡和教育水平都有明顯的影響。在18至29歲的群組中，支持公民抗命的達77%；在大專教育或以上的群組，支持的達62.1%。在這兩個群組，支持公民抗命的都比反對的多，且是多很多，而這兩個都是影響香港未來社會發展最重要的群組。
勇武抗爭
以非暴力的方法，但只破壞物件、不傷害人的方法的，贊成有26%，反對有66%。這也是在香港常說的勇武抗爭，是不合法且是暴力的行為，但使用暴力是有原則的，不會涉及傷害人的身體，且目的只是透過破壞物件來發出政治信息。雖然這結果顯示反對的人是多於支持，但支持勇武抗爭的已達相當關鍵的數目。
在「反送中」運動的高峰，《南華早報》也曾委託獨立第三方進行相近的調查，結果亦是相近，有大約兩成受訪者支持勇武抗爭。經過了一年，抗爭雖進入了低潮，且在《國安法》的陰影下，但支持的人並沒有減少。
看來勇武抗爭也有可能如公民抗命一樣，起先是沒有太多人支持，但經過社會運動的推動，認同的人會增至關鍵的少數。但如政權繼續拒絕回應市民的訴求，結果會是更多人接受這些更激進的抗爭方法。
年齡也是市民是否支持勇武抗爭的關鍵因素。在18至29歲的群組中，支持勇武抗爭的達62.6%，超過反對的人。教育水平的影響雖沒那麼大，在各教育水平群組，反對的仍比支持的多，但大專教育或以上的人，支持勇武抗爭的仍是比全港平均數高不少，有41.7%。
私了
在爭取改變不公義法律時，為了保護自己或一些人不受到傷害，而傷害到其他人的，贊成有20%，反對有70%。這就是所謂的「私了」，但這與無差別地傷害人不同，因此也是有原則地使用暴力。當然這亦是不合法的，但支持的人雖是少數，也比支持勇武抗爭的人少，但仍有五分之一之多，達到關鍵的少數。過去很難想像港人會如此包容暴力，但為何港人對暴力的態度會有那麼大的改變呢？
當權者必會把責任推向一些意見領袖，指斥若不是他們「妖言惑眾」，或如果不是他們打開了違法抗爭的潘多拉盒子，就不會出現這現象。但是否真是這樣呢？若當權者在起初的時候，肯細心聆聽市民的聲音，正面回應市民的訴求，事情會否惡化至現在這局面呢？這是當權者必須深思的。
恐怖活動
以暴力的方法，即使傷害人，也會用來爭取改變不公義的法律的，贊成有3%，反對有91%。這可說是恐怖活動，很明顯地，絕大多數港人是不認同這方法，更不會有很多人會實際以這種方法去抗爭。港人即使是支持在抗爭中使用暴力，也是有底線的，就是不能不合比例地傷害別人的身體。
不過，當權者刻意把所有不合法的抗爭方法混為一談，在宣傳上把公民抗命、勇武抗爭和私了都說成如恐怖活動一樣，目的就是要影響市民的取態。但從這調查的結果看，港人是能分得清不同的抗爭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