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治重生計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20年11月13至23日，透過隨機抽樣電話訪問，進行了有關香港法治文化的調查。
其中一條問題是：「你覺得以下邊一個係法律對於社會嘅最重要目的？」被訪者有5個選項：（1）「令人清楚知道，咩嘢係做得，咩嘢係唔做得」；（2）「確保所有人都守法，維持社會秩序」；（3）「限制政府嘅權力，防止官員濫權」；（4）「實踐公義，保障市民嘅尊嚴同基本人權」；（5）「化解糾紛，令市民和平共處」。
這問題是根據澳洲法治理論學者Martin Krygier的法治目的論（teleological approach of the rule of law）而設計，把法治與法律在社會的目的結連起來。他認為法治的要求，不在於有什麼法律制度，而在於法律的目的是什麼。
熟知我的法治層次理論的人，應可以很快聯想到這5個法律目的中，有4個是與法治的4個層次關連的。「令人清楚知道，咩嘢係做得，咩嘢係唔做得」就是「有法可依」；「確保所有人都守法，維持社會秩序」是「有法必依」；「限制政府嘅權力，防止官員濫權」是「以法限權」；「實踐公義，保障市民嘅尊嚴同基本人權」是「以法達義」。
鑑於不少社會，包括了香港，公民之間都出現了嚴重分化的現象，經反覆思考，我在4層的法治上，加上了第五層，就是「復和之法」。法律的目的還包括「化解糾紛，令市民和平共處」。這裏說的糾紛不是公民之間的金錢糾紛或一般的民事紛爭，而是涉及社會中出現的嚴重價值觀衝突。
民調問「法律最重要目的」 61%選「高層次要求」
沒有人會反對這5個選項都是法律應有的目的。如各法律目的在實際執行法律時沒有衝突，公民自然不會反對應同時達到各個法律目的。但受訪者只能在5個選項中揀其中一個為最重要的法律目的，故選擇是排他的。如在實際執行法律時，各目的之間出現衝突，那麼被選為最重要的某一法律目的，對受訪者來說是比其他法律目的更重要，可凌駕其他目的。
舉一個例子，如受訪者認為「確保所有人都守法，維持社會秩序」是最重要的法律目的，那麼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法律是可以某程度上不實踐公義。反過來，若「實踐公義，保障市民嘅尊嚴同基本人權」被選為最重要的法律目的，即使社會秩序受一定程度的擾亂，也是可以接受的。
這問題的目的，是要反映公民是如何看不同的法律目的，從而推論，他們認為法治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什麼？我們想知道對香港人來說，法治最重要的要求是為了「提供行為指引」、「維持社會秩序」、「限制權力」、「實踐公義」，還是「化解糾紛」？
從超過1000名受訪者的回應，經加權處理後的結果顯示，最多人認為法治是為了「實踐公義」，有35%。選了「限制權力」的有15%，選了「化解糾紛」的有11%。加起來，選擇了高層次法治要求的人，估算佔香港人口的61%。有28%受訪者認為「維持社會秩序」是最重要的法律目的，有10%認為是「提供行為指引」。選了這些較低層次的法治要求的人，佔38%。
法治只是維持社會秩序？ 大部分港人不接受
教育水平及年紀都是關鍵的因素。教育在大專或以上的，有51.4%選了「實踐公義」為最重要的法律目的。若加上選了「限制權力」的14.7%及「化解糾紛」的7.5%，在這群組共有73.6%選了屬高層次的法治要求。在18至29歲的群組，60.5%選了「實踐公義」為最重要的法律目的。加上選了「限制權力」的17.9%及「化解糾紛」的4.3%，在這群組共有82.7%選了高層次的法治要求。
簡單的結論，大部分港人都不接受法治只是維持社會秩序那麼低層次。在接受過大專或以上教育的，及年齡18至29歲的港人中，更是絕對大多數拒絕接受這種理解的法治。但可悲的是，「法治只是關乎維持社會秩序」，卻是特區政權現在大力宣傳的法治。
市民普遍認為 港法治在各層次都未達標
調查還問了受訪者認為在實際執行時，香港的法律制度有多大程度能達到那5個目的。沒有一個目的能得到三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是已達到。最高是「提供行為指引」，也只是27%。認為「維持社會秩序」和「實踐公義」可達到的，有22%；「限制權力」只有20%；「化解糾紛」就更少，只有15%。
「限制權力」的表現是最差，有54%受訪者認為香港法律制度實際執行時是達不到這目的。「化解糾紛」也好不了多少，有53%認為達不到。46%受訪者認為達不到「實踐公義」；42%認為達不到「維持社會秩序」；39%認為達不到「提供行為指引」。
從這調查可看到，香港市民普遍認為，香港的法治，在各個層次都未能達標，包括了「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這些低層次的法治，更不要說高層次的法治如「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和「復和之法」了。
經過這幾年的政治及社會轉變，香港的法治文化已出現了顯著的改變。不幸地，當權者不單未能正面回應這些改變，卻反其道而行，以狹隘及低層次的法治觀，嘗試通過強權及洗腦式的宣傳和教育，去壓制因港人法治文化已變而產生更高層次的法治要求，結果會是怎樣，是可以預見的。更何况在高教育水平及年輕一代當中，他們對高層次的法治要求更是壓倒性的，若當權者仍是盲目地以為，只要透過威權統治，就可以扭轉香港法治文化已出現的改變，那只是緣木求魚，更有可能在他們想不到的時刻，被法治文化轉變而引爆的政治能量所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