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的制訂過程，再一次否定了《基本法》的契約性質。法例公布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律政司長鄭若驊都沒有看過法例條文細則，更不要說普通的香港市民了。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解釋說「港區國安法屬全國層面的立法，特區政府沒有角色舉行正式的公眾諮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更加強調，國安立法「是地方政府不能承受之重」。一句話，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港區國安法，作為契約一方的港人是沒有發言權的。想一想，若民主法治國家的總統稱該國的國家安全只能由他定義及話事，地方及其民眾都「沒有角色」參與，恐怕早就下台了。
中國政治「關你咩事」
可見，當今中國「政治」的涵義與現代政治的概念是南轅北轍。維基百科說「政治是由各種團體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如孫中山先生所言「政治是眾人之事」；而大陸的百度百科說「政治是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前者強調各種團體博弈（包括國家與地方的利益調整）過程；後者強調中央政府統治，源自於中國千年專制傳統中的「禮以道其志」、「政以一其行」，即政治只是用來統一人民行為的手段。
面對很多國家對港區國安法的質疑，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強調這是中國內政，西方國家憑什麼可以動粗，「有無搞錯、關你咩事」。
但用現代政治的觀點看，中國其實是沒有內政的，政治並非「眾人之事」，而只是一黨統治之術，不僅對國際社會，而且對所有大陸和香港民眾來說，中國政治，都可以說是「關你咩事」，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所說，「香港其實是『NO SAY』，中央想怎樣做，它有權做」。
任何人不得審判自己的案子
當中共成了凌駕一切的仲裁者，以國家利益的名義介入所有社會衝突的時候，就會出現與自然公正原則相悖的情况：Nemo judex in causa sua（拉丁語，意即「任何人不得審判自己的案子」）。漢典《釋名》曰「仲，中也，位在中也」，引伸來說，即根據規則由中立的第三者做出裁決。猶如AB兩隊參賽，若沒有第三者，即獨立的裁判嚴格按規則吹哨，而改由A隊的領隊兼任裁判，這樣的球賽還有意義嗎？當吹哨明顯有違比賽規則，裁判偏袒A隊，而B隊和觀眾都發出抗議聲音後，B隊會因為「勾結隊外勢力」加重處罰，而觀眾輕則被指摘為「關你咩事」，重者則可能因「危害賽事安全」而一起被罰。更有甚者，A隊為了有利於自己獲勝，還可以單方面修改規則，這樣，從修改規則（立法），到參賽（行政），直至吹哨（司法），A隊「三權合一」，任何對手都將是不戰而敗。
中共高層對此舉之謬其實心知肚明。5年前，時任中央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會見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的時候，就談到外科醫生給自己割闌尾的難處，他一面長嘆執政黨自我淨化的壓力很大：「難啊，自己監督自己」，一面又斷然地說中國的司法獨立不可能，說司法一定要在黨的主管下進行。而一黨獨裁的規則與現代多元政治公開平等、清晰可辨的規則截然不同：社會不可辯（媒體姓黨），立法機構不可辯（橡皮圖章），憲法不可辯（鮮有憲法訴訟），獨裁之下無仲裁。
極權之下「法律的恥辱」
現代獨裁政權常用法律來包裝權力，其顯著的特點就是，讓法律條文模糊化、空洞化，這樣就能給獨裁權力留下隨心所欲、黑箱操作的用武之地。如《左傳》曰「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又如海耶克所說「所謂絕對的奴役，就是一個人根本無從確定所要做的事情，亦即一個人須受制於一切對他下達的命令」。法律規則的過度模糊，剝奪了民眾的合理預期，不知道合法或非法的邊界在哪裏，以至於惶惶不可終日。大陸文化大革命前的反革命罪、後來的流氓罪，以及如今的尋釁滋事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罪，都是這種無所不裝的口袋罪。中國政法大學的羅翔教授因此稱大陸的尋釁滋事罪是「刑法的恥辱」，呼籲予以廢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陸法律的這種模糊空洞化勢必對香港普通法產生衝擊。4位泛民議員因為不符「愛國者治港」原則而被DQ，其罪名是何等空泛！正如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所說：DQ有違法治下固有的公平及程序公義原則，沒有給4位議員任何回應機會，亦嚴重損害法律必須明確的原則。就算對此提出司法覆核，大家也明白，當裁判和對手合二為一，若根據普通法的規則覆核，可能連原有規則都會被人大釋法而加以修改。極權之下，作為第三者的司法仲裁無能為力，何嘗又不是「普通法的恥辱」！
Say NO to No Say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外主張多元文明，反對單邊主義，但多元文明就是契約文明，中共對內卻實施一元獨裁，奉行從上至下的單邊授權統治，中國民眾連契約主體的身分都沒有。
若無《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這樣契約性的法律檔所作出的承諾，若鄧小平當年主張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並自行制定國安法，今天的中共高層不妨捫心自問：香港能順利回歸嗎？
民無信不立，君無信則寡，背信棄諾的政權，只能讓文明世界對其充滿戒心。捷克帕拉茨基大學（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11月中公布13個歐洲國家對中國觀感的大規模民調，有10個國家的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明顯。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研究員朱利安（Marc Julienne）根據這個研究成果，隨後發表〈後疫情時代法國對中國的公共看法：政治不信任勝過經濟機會〉，指出法國民眾對中國的反感程度比過去3年嚴重，已形成跨黨派共識。中國的戰狼外交官、新疆問題，特別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使得中國成為各國民眾最不信任的政治實體。
信任的榜樣力量是無窮的，失信的壞榜樣更是如此，絕非「關你咩事」。中共如今面臨的種種外交之困，就始於它的內政之惡，始於它對契約精神的漠視。若中央依然堅持認為基本法是授權法而非契約，可以隨意解釋和改變，除了它自己，其他人都只能No Say，相信廣大港人作為契約一方當事人，國際社會作為維護契約規則的第三者，都會持續且堅定的向中共Say No，畢竟，裁判和運動員合二為一的比賽，病人給自己行開刀手術，這種不義不智的行徑，終究是難以為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