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民主黨拜登勝選，歐盟終於告別特朗普政府4年來的敵意和不確定性，美歐之間傳統「跨大西洋合作」似又見曙光，然而，特朗普對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及歐盟經濟上的努力攻擊，喚醒歐洲人對美國的懷疑，也重啟沉寂許久的歐洲政經整合進程，拜登政府要和一個追求戰略自主的歐洲尋求所謂「統一戰線」，遠非想像般容易。
拜登要重塑同盟 4年恐不足抵消「前朝遺禍」
美國國策自2012年來說，亞太地區是重中之重，尤其在圍堵中國這點，歐美雖有配合可能，但歐洲近東門戶地緣政治亂局，加上特朗普任內造成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後遺，注定歐盟難抽身協助華府。歐盟政策重點，國防上優先考慮必是東歐、中東與東地中海地區，即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的動向，在經濟上歐美更存重大矛盾，因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而開始的貿易戰非但仍進行中，歐盟追求從中美之間科技獨立，向中美科技寡頭徵稅去哺育歐盟自己的科技產業，也是過去4年華府敵意所間接重新啟動了的歐洲整合進程一部分。
種種情况均反映，美歐之間共同利益偏差，在政經兩頭均相當可觀且持續拉遠，短期內極難化解。不錯，美國通過北約提供的武力保護，在歐盟集體防禦政策尚未成熟的當下，仍是必需品；是的，歐美仍將是各自首要貿易和投資伙伴，但在戰略上拜登要重塑歐美同盟，僅僅4年恐不足以抵消特朗普4年造成的損害。
美難再單用北約和核保護傘 換歐絕對支持
歐盟視為最大國土安全威脅問題有兩項，一是因中東局勢不穩而引發的潛在難民危機，二是周邊區域強權（土耳其、俄羅斯）直接軍事威脅，偏偏特朗普任內就和安卡拉政府在敘利亞內戰中同一陣線，退出並積極破壞伊朗核協議（JCPOA），單方面退出《中程導彈條約》（INF Treaty）等多邊條約，將俄國推向軍備競賽邊緣——在特朗普回歸單邊主義，摒棄維持多國秩序下，歐美要短期內重建互助，重新達成外交上利益一致，談何容易。
先談和希臘和塞浦路斯等歐盟成員國有直接領土爭議，卻又因冷戰歷史背景而是北約成員的土耳其。歐洲或可容忍特朗普政府就土國達成北約軍費下限要求而對歐洲諸國的嘲諷，不談美國在敘利亞內戰中順安卡拉意欲，背叛歐洲民意所支持的庫爾德族人；2019年土國進軍敘國東北，正正源自特朗普政府單方面宣布撤軍，最終導致已有伊朗和俄國參與的敘國內戰一發不可收拾。可別忘了，土國目前在收下歐盟60億歐元資助下，收容約400萬難民。埃爾多安不止一次威脅過將難民趕到歐盟邊境，試圖逼歐盟支持他對敘國內戰的干涉。這正正應了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北約已「腦死亡」的指控——美國就算要回歸北約這多邊主義框架嘗試斡旋，特朗普的美國政府已在歐盟和土國間作選擇，明年方正式上任的拜登政府可操作餘地實在有限。
中東另一爆點，是小布殊口中「邪惡軸心」之一的伊朗。經奧巴馬2015年與多國斡旋達成的伊朗核協議原本限制了伊朗生產核武的手段，德黑蘭當時甚至接受允許聯合國屬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其設施極詳細的監控。但2018年特朗普政府在沙特阿拉伯及以色列支持下單方面退出協議，指已通過以色列情報機關獲「確實證據」伊朗正研發核武器，並指摘德黑蘭是「出口遠距離導彈」的「國家級恐怖主義支持者」。在特朗普政府暗殺伊朗軍事領袖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及早前高度懷疑是被以色列暗殺的伊朗科學家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之死後，拜登政府短期內要和伊朗再談協議，恐是癡人說夢，最終還是要離震央最近的歐盟面對地區戰亂再發的風險。
談及伊朗就不得不提德黑蘭的親密盟友俄羅斯。特朗普上任初期顯得極為親俄，曾嘗試撤銷因侵略烏克蘭而施行的對俄制裁，但在兩院碰壁後，香港「反送中」運動浩浩蕩蕩的一年，讓美國迎來對北京施壓的缺口——這倒讓歐洲鬆了一口氣，在英國脫歐後，美俄聯手的話，夾在中間的歐洲前景的確堪虞。但因特朗普對多邊主義條約的鄙夷，歐盟終歸還是被其政策殃及池魚，面對來自俄國更為迫切的核武力威脅。特朗普政府先後退出美蘇冷戰時期以來最重要的核武條約之一《中程導彈條約》、包括美俄在內全球30多國互相可進行無武裝空中偵察活動的《開放天空協議》，以及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的延長上增加必須加入中國的條件，導致明年初該條約到期前得不到共識的機率大增。此系列操作讓本來已認定烏克蘭和白羅斯（白俄羅斯）局勢變異是「西方顏色革命」而極為焦慮的俄國，更變本加厲地增軍備和介入周邊地區局勢，實是意料之內。
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舉動，本身代表一種和歐盟截然不同的邏輯；這些政策本身並非不可能逆轉，但從歐洲角度來說，「特朗普主義」正是小布殊年代單邊主義的復辟，在歐盟加強整合小有成果的今日，歐盟不一定有每隔4年憂心一次美國會否背棄同盟的資本，和等候其回心轉意的耐心。
歐盟爭取作為第三極 貿戰場上寸土必爭
特朗普對歐洲發動的貿易戰並非導致歐美關係疏離最根本的原因，僅是表徵；更重要是，在經歷過特朗普政府4年之後，歐盟已清晰見到「美國優先」保護主義政策大趨勢並無在短期內改變的可能，而歐盟為爭取未來能在中美之間作為第三極競爭的成本，必須在貿易戰場上寸土必爭，以更多的整合孕育自己的戰略產業。4年前希拉里大敗，很大程度歸因於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經濟牌贏得以衰退中的製造業為經濟支柱的鐵鏽帶關鍵州份（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拜登勝出也和贏回它們有極大關係。但製造業衰退導致藍領工人失業這現象，並非一個4年任期可逆轉，它背後代表一種經濟產業升級的過程，但特朗普以貿戰作工具去解決藍領就業不足，就很讓歐盟憂心。
正如4年前美國達特茅夫學院經濟學教授Douglas A. Irwin在《外交政策》中提到，令最多工人失業的不是來自外國產品的競爭，而是科技進步。他引用研究數據指出，組建自動化以及其他工業科技的進步造成「2000至2010年間製造業逾85%工作流失」，雖近年特朗普政策下新增頗多製造業職位，但根據跨黨派智庫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由2008到2018年數據顯示，一來這些工作機會有聚集在高學歷、專業勞工較多的西岸州份的趨勢，更重要者，對比服務業，美國製造業大趨勢仍是以愈來愈少的工作人口去貢獻更多的經濟產出——科技和自動化的進程，仍會令鐵鏽帶低學歷低技術製造業工人感到被政客拋棄。拜登4年可將這趨勢逆轉甚至減緩的機會，在疫情更加推進更多自動化的過程中，更小之又小。當美國政治經濟基本盤是這樣，對歐洲來說問題就變成：歐盟是應永遠為「美國製造」買單，然後每4年祈禱藍領選民票投一個不那麼單邊主義的美國總統，還是以更多的關稅反擊，先保護好自己產業？邏輯上當然選後者。
跨大西洋經濟矛盾難以解套
正如意大利前總理列達（Enrico Letta）所指，「歐洲的未來不能是仰賴內華達、阿利桑那或賓夕法尼亞的千計選民的投票結果」。這種圍繞了歐盟4年的不安感，加上疫情必須的財政需求，加起來的政策結果，造就泛歐數碼稅成為歐盟復蘇基金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歐盟執委會及歐盟領袖組成的歐洲理事會，早前同意的歐盟復蘇基金「歐洲新一代基金」（Next Generation EU）7500億歐元預算，將全數由歐盟執委會的自有財源（own resources）——即包括數位稅以內的新泛歐稅務收入——作為抵押借貸的資金，投入到歐盟重建和升級產業的投資裏。據歐盟執委會估算，從全球每年總收益達7.5億歐元以上企業所徵得的數位稅，將每年為歐盟執委會提供13億歐元稅款。金額實際不算太多，但這稅項本身的常態化，同時代表歐美間貿易互動運作的改變。正在加深整合的布魯塞爾對於關稅的敏感和反制的強悍，對已打開關稅戰潘多拉之盒的美國，正如歐盟執委會掌管經貿的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所講，換了總統也「難以說服」歐盟重返《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伙伴協議》（TTIP）一類深度互助協議的商談上。
拜登任期內，歐美關係或可得緩和，甚至在某些區域，如華府可借道歐盟在印太平洋地區國家如印尼、新加坡、越南和澳洲等國的經濟紐帶而達成美國自己的戰略目標，但要在4年內將歐美「跨大西洋合作關係」重新接上，回歸1990年代甚至21世紀初期的熱絡，恐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