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以「砥礪前行 重新出發」8字為題。這個題起得頗貼切。如果香港之前的道路因為大型抗爭和疫症而停滯不前，那麼政府未來的任務，當然是讓香港重新出發。而所謂的「前行」更是精準得不得了，因為政府要帶領香港所走的方向很清楚，就是不會因為過去年半發生的事而修正方向。政治上，「一國兩制」當然不會變；經濟上，繼續享受國家發展的紅利、把握大灣區的機遇，在民生事業上小修小補。這就是政府理解的前路，和以往的路其實沒有多少分別。
方向不變，但要「重新出發」，當然還是有預備工夫的。北京直接出手的《港區國安法》、針對4位立法會議員的DQ決定，都是為「重新出發」清除障礙的手段。而在特區政府層面，除了要依港區國安法的內容做好國家安全教育之外，還要搞好公職人員宣誓機制，和改革通識科。通識科被建制派視為近年青年政治化的主因。而林鄭亦藉施政報告之機宣布通識科改革的主旨：「糾正過去通識教育科被異化的問題」。這句說話內的「異化」，在英文版本是「rectifying the previous deviation from the subject's objectives」。換言之，其實林鄭想表達的是，要糾正過去通識科偏離其科目目的之問題。為何林鄭要用「異化」這個字眼呢？是因為林鄭在港大讀書時是讀社會科學的嗎？
對讀社會科學的人來說，見到「異化」一詞，難免想起馬克思的「異化」（alienation）理論。簡單來說，馬克思認為勞動本身可讓人類發揮自我。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打工仔女只是為了工資工作，對工作的過程沒有控制的權力，而且過度的分工令工作往往重複乏味。所以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無法造就自我實踐的。所以我們要面對的是「異化」的勞動體驗。
打工仔女面對勞動異化壓迫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異化勞動無疑是無法避免的，但香港的異化問題確實是格外嚴重。由於香港沒有足夠規管僱員工時的政策，而且社會保障制度殘缺不全，所以香港的打工仔女往往要忍受過長的工作時數，還有惡劣的勞動條件。換言之，在工作天，香港的勞動者既要忍受偏長的異化勞動時間，而且就算忍受着異化的經驗，也不見得會帶來足夠的經濟回報。
有人或者會即時想到：「以往香港就是這樣捱出來的啦！」先不論以往的香港打工仔女是否真的是逆來順受，但社會理應要有進步、香港應變得比昔日更宜居。而且政府近年就積極要學生在就學時期做好生涯規劃、認識自我。但現實是就算青年找到了自己要追逐的目標，卻發現制度還是要他們跌進長時間異化勞動的壓迫當中。既然如此，年輕人不厭倦現狀、不試圖追求社會變革，才不合理吧。除了靠社會運動來爭取變革以減少異化外，也有愈來愈多人以個人的手段來企圖擺脫異化勞動的壓迫。近年流行所謂的freelance/slash，或多或少就是人們盡力爭取自主生活的結果。但這一年的疫症，一般自僱人士此前只得一次過的7500元補貼，卻揭示了香港的勞工政策和政府的思維是如何忽略了自由工作者／自僱人士。追求自主的代價，就是沒有保障可言。
既然失業率上升，施政報告當然要有針對措施。林鄭重提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創職位」措施，又提到政府會針對6個行業創造就業機會。除此之外，林鄭應對失業問題的方法主要就是再培訓。主動去創造就業崗位當然是合理舉措，增加培訓同再培訓機會也不無道理。但最能協助失業人士的失業保障卻無影無蹤。而所謂的「優化社會福利安全網」，新猷就只有在為失業綜援個案做經濟審查時，不會計算申請人及受助人的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而且這微調暫時只會實行一年。既然政府沒有藉這次危機去改善對失業人士的保障機制，當保就業計劃的效果消失，大量失業人士急於重返勞動市場，勞資之間的關係會比現時更加懸殊。到時香港打工仔女要面對的勞動異化壓迫，很可能比現時更大。
疫後「常態」仍舊 市民不滿會減？
法律工具和疫情或者可以讓街頭抗爭的場面減少。但如果疫情後的所謂「常態」仍舊是非常異化的勞動和生活，香港市民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真的會下降嗎？我無法認同「戀殖」。但為什麼特區政府成立後，既繼承港英時代的法律武器（如《緊急法》）又延續殖民政府的嚴重偏袒資本的經濟方向？於是，香港的工人的工時在過去23年沒有明顯下跌，貧富懸殊又愈見嚴重。如果有人認為九七前的生活比今時今日好，過去幾屆政府的責任，不是在於讓通識科「異化」，而是沒有處理香港市民的勞動異化以至生活異化的問題。
作者是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