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前一年社會運動產生的和帶出的問題未有得到真正解決，對很多支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市民來說，下半年社會和制度崩壞的速度尤其快。同時，疫情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帶來另一堆新挑戰，社會負面情緒瀰漫。在這背景下，本月初，筆者參加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委員會的會議，席間就有好幾位委員提出，港台可以嘗試製作一些發放「正能量」的節目，紓緩市民緊繃的情緒。
誠然，當新聞報道着令人沮喪和絕望的現實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精神健康着想一下，尋找一些調劑的方法。兩年前，同時身為記者的專欄作家阿果做過一系列關於「迴避新聞」的報道，談人們如何通過調整看新聞的多寡和方式來管理情緒。近日，筆者一位中大同事也說，在這種世道，唯有多緊握着生活中的一點小確幸。但個人如何在生活中處理情緒是一回事，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有責任提供正能量嗎？什麼才算是正能量呢？
「解難新聞學」鼓勵讀者「參與轉變」
這問題令筆者想到在過去10年由一批美國新聞工作者和學者提倡的解難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在概念上，解難新聞學不是什麼特別抽象或複雜的東西，綜合學者Karen McIntyre和Kyser Lough引用的定義（註1），解難新聞學指的就是媒體對人們如何回應和解決社會問題進行報道，從而鼓勵讀者參與到為社會帶來轉變的工作之中。在實踐上，着力推動解難新聞學的新聞工作者在網絡上建立了一個「解難報道追蹤」檔案庫（solutions story tracker）（註2），到今年12月23日為止，已經收錄了從超過170個國家1000多個媒體而來的超過1萬份解難報道。舉一個簡單例子，2019年1月5日一篇《紐約時報》的報道，敘述了紐約哈林區的一個已有20年歷史的、名為「哈林花式溜冰」的社區計劃，如何鼓勵黑人女孩參與花式溜冰這項傳統上甚少黑人參與的運動，一方面嘗試扭轉不同族裔在特定運動項目的參與上的不平等，同時亦通過這個過程為參與計劃的女孩建立自信。其他例子包括：一間醫院如何使用虛擬實境科技，幫助醫護人員理解臨終病人或嚴重病患面對的狀况；一位大學教授如何跟學生一起成立一個計劃，解決社區裏無家者的住宿問題，以至一些非洲地區如何解決電力供應問題等。
Karen McIntyre進行過一個簡單的實驗研究（註3），參與者被隨機地分到3個不同組別，分別閱讀同一篇報道的3個版本，報道敘述一個社會問題，3個版本的分別是：第一個版本沒有包括跟解決方法相關的資訊，第二個版本報道了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第三個版本報道了一個效用不彰的方法。結果發現，閱讀包含了有效解決方法的報道的參與者，不單負面情緒較輕，對報道的評價也較為正面。
報道方法奏效要證據 非自說自話
不過，解難新聞學並不止是為一些社區或慈善工作做點簡單介紹而已。跟所有專業新聞報道一樣，解難新聞學也強調嚴謹的資料蒐集和採訪工作。而且，理想的解難報道需要具備分析性。報道首先要對某個社會問題作出探討和分析，對解決方法的報道也不應只停留在描述的層次，而是會提供證據，說明嘗試解決問題的人所做的工作如何產生影響，並分析為什麼該些工作能夠取得成效。亦即是說，解決方法是否真正奏效，不是靠新聞工作者或提倡那些解決方法的人自說自話就能說明的。同時，報道也不應完全忽略解決方案的缺點或不足之處。報道的目標不是純粹讓大家感覺良好，而是通過報道人們的嘗試，找出大家可以借鏡的地方，以及讓人們思考有沒有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確認難題存在 強調集體有組織解決
回到文章開首時提出的問題，解難報道算不算嘗試為社會提供一點正能量？某程度上是的，提倡解難新聞的人，明白如果媒體忽略報道解決問題的方案，令無力感氾濫，對社會整體而言沒有好處。不過，解難報道提供的不是單純和膚淺的正能量。首先，進行解難報道，不是去低估或掩蓋社會問題的存在及嚴重性。相反，談解難，首先就是要確認難題存在，對難題的根源有充分了解，才能對症下藥。也因此，解難報道和報道社會抗爭並不衝突，有時更加是互相扣連的，因為進行社會抗爭的人或組織，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為社會面對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事實上，在歐美，解難新聞網絡的發起人，其中有不少就有長時間的報道社會抗爭和衝突的經驗。
其次，解難新聞學強調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是一些集體的、有組織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解決方法，而不是強調人們如何通過個人努力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對提倡解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來說，那些關於身陷困境的個人如何發揮毅力排除萬難的報道，也許有其自身的社會文化意義，但它們不單不會真正的有助解決社會問題，更有可能把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有意或無意地加諸個人身上。
所以，解難報道是有批判性的，但它強調新聞報道不應該停留在批評和揭露問題的階段。也因此，做到真正優秀的解難報道並不容易，同樣需要資源和經驗。解難新聞嘗試修正新聞的高度負面傾向，但它不是歌功頌德，不是搞英雄崇拜，不是販賣虛假的希望，也不是令人們無視社會現實的麻醉藥。
其實，大部分香港媒體都是商業運作的，如果社會上對心靈雞湯式的「正能量」有市場需求的話，商業媒體很自然會以不同形式滿足此需求，這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媒體視為社會公器的話，認真挖掘和探討社會問題，始終是最基本的。
註1：Karen E. McIntyre and Kyser Lough (2019). Toward a clearer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Journalism, bit.ly/3aAc32W
註3：Karen E. McIntyre (2019). Solutions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including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 about social problems. Journalism Practice, 13(1), 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