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14個國家簽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成為中美貿易戰以來的一個重要舉措，預料可以讓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形勢闖出一個新環境。不過，與此同時，內地又發生「大午集團」事件。兩者有不同的性質和背景，但不妨從這兩則事件中探討一些問題。
在RCEP不當頭 靈活處事
先談RCEP。可以說這是中國靈活處理經濟問題的典型事例。RCEP由約10年前發起，商討、談判足足約10年，但基於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所以一直進展不快。但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中國對推動RCEP的積極性明顯加大。直至今天，外界才知道中國願意作出較大的彈性處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直言，中國的貿易政策不再只追求順差，而是按實際情况計算與不同國家的貿易狀况，這就方便處理跟一些國家的經貿關係了。
此外，RCEP中特別要注意中日關係。日本作為傾向美國的亞洲國家，又是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長期在日本進口貨的關稅問題上不放鬆。但在RCEP的機制之下，日本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包括汽車和機器零部件）將得到關稅的減免。這不單有利於兩國貿易，還可以通過經濟政策來分散美日的聯盟關係。用內地人士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力度用在骨節之上」。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RCEP中不是領導地位（跟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不同），但卻有主導作用。其實，這也吸收了「一帶一路」的「雞肋經驗」。中國為了推動「一帶一路」，還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予以配合，並成為主要出資國。但後來「一帶一路」發展迅速，一些本來沒有在規劃範圍內的國家（例如南美國家）也希望參與其中，紛紛向「亞投行」申請貸款，並向中國要求其他經濟好處（例如中國規劃以外的投資項目）；而「一帶一路」的開支後來又比預期大，再爆發突然而來的中美貿易戰，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出現變化。所以，中國只是趁此機會加快RCEP的成立，但在RCEP中不當頭，可說是靈活處事的例證。
其他簽署國仍與西方保持密切關係
不過，同時也要看清楚一點，簽署這協定的國家只是在經濟上靠攏中國而已，在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仍然與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保持密切關係。以越南為例，一方面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但一方面又同意讓德國在越南長駐武官。此外，它早前透過一些合約安排，讓外國企業（包括美國企業）染指它聲稱擁有「主權」的海上油區。這些都是在國際上司空見慣的兩面手法。
對台關係必須審慎
外界也關心RCEP與台灣的關係。台灣不是主權國，是被排除在外的一個原因。但如果北京希望以此打擊台灣經濟的話，那就要小心考慮。台灣雖然不能成為RCEP的成員，也未能得益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但台灣跟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係已有一定基礎，例如它跟RCEP簽署國之間的貿易產品中，已有至少七成是免關稅的。所以，如果北京意欲在RCEP框架下進一步向台灣施壓，只會進一步破壞兩岸關係。
近期在美國大選形勢基本已定之後，外界又傳出消息指，中共高層可能考慮在拜登上台後「加快對台灣的統一工作」。無論這些傳聞是真是假，但內地近期修改《國防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動向。總之，對台關係必須審慎，不能掉以輕心。
「民營企業標兵」被「另眼相看」
回過頭來看內地企業的情况，知名民營企業家孫大午被捕，大午集團屬下的企業被接管，成為最令人關注的事件。官方通報指，孫大午等人「涉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違法犯罪」，但民間的版本則指孫大午等人只是要求官方查處黑惡勢力，保護企業權益，並沒有暴力和非法行為。此外，孫大午過去也有不少「出位言論」，例如指摘黨政部門把部門的利益「法制化」和「私有化」，成為外界猜測這是否他被整治的真正原因。
回顧近年，任志強、馬雲、馬化騰等民營企業家先後受到官方的關注，或下獄，或受箝制，如今又出現孫大午事件，不禁令人想到中國歷代執政者都十分擔心商界「財大氣粗」和「富可敵國」。所以，當某些「民營企業標兵」出現時，都會被「另眼相看」。再看中國首批「十大富豪」的名單，其中一些也是因為被認為「政治出了問題」，才被官方用經濟等理由整治的（例如牟其中和新疆的熱比婭）。
對外務實對內愚頑 對外理智對內強橫
因此，對比一下中國處理對外事務和純粹對內的事務，就會發覺中國的特點是：對外務實，對內愚頑；對外理智，對內強橫。關鍵在於，對外的事務有所制約，如果硬來，對方可以跟中國鬧矛盾，明一套，暗一套，甚至翻臉，影響中國的整體部署。但對內，卻毫無制約，官方權力大於一切，甚至不理民間反彈的後果，就像孫大午所說：「中國有法嗎？權力就是法。」
這又令人想起，最近上市受阻的「螞蟻集團」的相關文件中，表示要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存在。這可以是「中國的特色」，但卻同時引起外界質疑民營企業的性質，是否已經變成國企。這樣做的效果，只會令民營企業在海外的發展也會遇上不必要的困難。阿里巴巴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才被特朗普抓住把柄，放言「考慮制裁」。
增加外界可預期性才較佳
說到底，中國官方當然要考慮穩定，適當的監管是必要的，但如果政策前後一致，出台之前讓外界知道，或多點諮詢，增加外界的可預期性，才是較佳的做法。否則，當中國不斷強調「依法治國」的時候，外國都會感到法律只是外衣而已，難以成為現代化管理的最佳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