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在新冠肺炎下，市民多留在家中減少出外，香港社會街頭明顯較去年平靜。然而，過去困擾社會的諸多問題，顯然尚未得到解決，近期更出現新變數。政府早前宣布因應疫情問題，延遲本應於今年9月份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此舉明顯讓本已複雜的香港政治環境添加變數，亦帶來更多矛盾與爭奪。
傳統泛民未能以「監察政府」說服本土派
首當其衝無疑是傳統泛民主派政團，他們在是否留任的議題上與新興非建制派出現分歧。傳統泛民主派以監察政府為由留任，但未能說服對方支持。因而進行民意調查，藉以證明自己決定的合理性，豈料結果是支持者對他們是否留任都意見不一，只好在缺乏多數民意支持下作「政治決定」，選擇留任，令他們在非建制派中已漸失話語權的情况雪上加霜。
反對留任的非建制派支持者多是本土派，根據香港亞太研究所在10月進行的民意調查（註），28.3%自認為本土派人士表示，他們對留任的泛民議員支持度下降，表示支持度增加的只有16.3%，即是下降多於增加，支持度得不償失，揭示傳統泛民政團進一步失去新興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歡心。他們不支持泛民政團留任，但並非不同意離任會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的能力，其實大多數自認為本土派人士認為現時立法會形勢（主要是泛民議員數目由原來24減至21）對立法會監察政府職能帶來壞影響，比例高達82.4%，而且他們有62.8%覺得監察政府工作是立法會最重要職能。
不過，傳統泛民主派未能以監察政府為由說服他們，這是因為本土派認為，留任會傷害他們心中更為重要的東西。更準確點說，本土派支持者反對政府延遲立法會選舉，認為留任即是承認政府決定，違反他們心中理想民主的原則。故此，他們寧願立法會監察政府能力削弱，都不同意留任。傳統泛民主派提出「兩害取其輕」，表示監察政府較這些理想民主原則重要，雙方看法取捨不同，輕重判斷乃有別，亦可說是突顯了雙方價值觀之分歧。隨着近年非建制派愈來愈多政治素人出現，在明年立法會選舉有更多選擇時，傳統泛民主派相信會更難爭取本土派選民的支持。
不單如此，傳統泛民主派政團對原有年輕支持者的吸引力亦有所下降。17.7%自認為民主派人士表示，對留任的泛民議員支持度下降，雖然比例只是稍低於「增加」的比例1個百分點，但是不同年齡自認為民主派人士則有明顯差異，在18至29歲自認為民主派人士中，31.8%表示對留任的泛民議員支持度下降，只有7.7%回答增加，而30至59歲及60歲或以上人士則相反，21.8%和24.5%表示增加，12.4%和13.9%說減少。由此看來，這些原本支持傳統泛民的新一代會慢慢轉向支持新興非建制派。
對建制監察政府 「無明確取向者」缺信心
另一方面，建制派看來亦沒從這次押後選舉事件中得到好處，雖然自認為建制派人士表示，對留任的建制派議員支持度增加（32.5%）的比例，較「減少」者（3.3%）多，但是自認為建制派人士的比例不高，在是次調查，只佔整體比例12.4%；而非建制派比例（包括本土派和民主派），大約是建制派的3倍。
建制派在選舉中的主要票源，一向來自沒有明確政治取向的中間派人士，然而，23.6%無明確取向者表示，對留任建制派議員支持度下降，只有7.6%表示上升，差距有16個百分點，可見沒有明確政治取向人士，對建制派的支持度有所回落，而且跌幅大於對留任泛民議員的，他們表示對留任泛民議員支持度下跌的比例是18%，而「增加」有9.9%，差距是8個百分點。
建制派支持度下降的其中一個主因，是無明確取向者覺得在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監察政府的職能將會下降。建制派議員作為特區政府合作伙伴，通常很少在立法會激烈質詢官員、多番修訂甚至否決政府議案，但是這樣就很難吸引傳媒，形象化地表現出自己履行監察政府的職責。
然而，這些無明確取向者最重視立法會的職能，便是監察政府工作，比例有40.2%，在減少3名泛民議員後，66.7%無明確取向者覺得未來立法會監察職能會下降，意見明顯接近自認為民主派人士，多於接近自認為建制派者。
其實，建制派早已控制立法會，少了3名泛民議員根本不太影響建制派在議會內的影響力，故此民調結果反映無明確取向者對建制派議員履行監察政府的職責沒有多大信心。要提升無明確取向者的信心，就需要在監察政府方面花更多心力，否則，在明年立法會選舉爭取無明確取向者選票的競賽中，建制派會較過去不利，給予傳統泛民主派政團開拓票源的機會。
在本年度立法會中，不論是傳統泛民主派，還是建制派議員，都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當中關鍵是立法會能否發揮監察政府工作的職能。傳統泛民主派需要以此「正名」他們選擇留任的決定，穩固民主派人士的支持，進而爭取無明確政治取向者選票，否則，只會繼續失去非建制陣營話語權，在立法會中的影響力亦會日漸流失。控制大多數議席的建制派，如若全力支持政府施政，忽視監察政府工作的職能，必然更難爭取無明確取向者的支持，如何取得平衡，準確拿揑，正是放在建制派面前的難處與考驗。
註：調查採用雙框電話號碼（家居固網電話及手提電話）取樣設計，調查對象是年滿18歲、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港居民，樣本均為機率樣本；成功訪問715個市民（家居固網電話：364個；手提電話：351個），家居固網電話及手提電話樣本的成功回應率分別為36.3%和36.1%；若將可信度設於95%，樣本誤差約在±3.66百分點以內；數據分析已作加權處理
作者黃子為、郭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