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前後推行的3輪防疫抗疫基金，仍無法阻止疫情重創下本港的失業率持續攀升。統計處早前公布的7至9月失業率已高達6.4%，創16年來最高紀錄。國泰所宣布的大規模重組裁員計劃更被視為打響本地市場「裁員第一炮」，下一季度的失業率恐再升，本地失業大軍將持續擴大。
國泰及其附屬公司在政府推行的第一期「保就業」計劃（計劃）中，獲資助5億元公帑以補貼薪金工資。企業早前推出的第二輪無薪假，其員工亦積極參與，高達九成員工參與了其無薪假計劃，以實際行動支持公司，願共渡難關。
然而，企業並不是救心丹！在經濟復蘇不明情况下，國泰決定不再申請政府第二期「保就業」計劃，並宣布削減約8500個職位，不單守不住與員工共患難的承諾，而且展開了本港自疫情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行動。「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在真實上演，可惜的是，國泰員工遠不如故事裏的東郭先生幸運，有路過的農夫相救。寒冬來臨，如政府仍不願推出失業保障，等待這班失業者乃至全港不斷龐大的失業群體的，可能就是凍斃於風雪中的命運。
政府水喉開錯 打工仔難受益
政府不是「不放水」，而是「開錯水喉」。主推的「保就業」計劃旨在透過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協助他們支付員工的薪金，以盡可能地保留可能會被遣散的職員。但兩輪計劃實施下，第二期保就業計劃的申請人數已較第一期減少約1萬，且有約7000名曾獲發工資補貼的僱主主動放棄參與第二輪。可見，政府希望通過「保企業」來「保就業」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國泰事件更是徹底宣告政府寄望老闆考慮「道德風險」、「悲憫之心」不辭退員工這一美夢終落空。
另一邊廂，政府對個人直接的資助可謂杯水車薪，嚴苛的入息審查更是勸退了大部分的失業人士。根據此前我們所進行的一項關於創意行業青年勞工（針對年輕設計師、媒體從業員和自由職業者等）的研究了解到，即使政府有針對性地對從事藝文界的個人藝術工作者提供資助，但因其資助金額微薄（一筆過7500元的資助）及審核資格過嚴（時間限制、需提供文本證明等），而被批評為「不貼地」和只是做門面工夫，而不是真心關心藝術工作者的生存。因大部分從事演藝、展覽、舞台等工作的藝術工作者往往都是口頭協議，較少簽訂書面合同，難以通過政府的審核。而一筆過7500元的資助對早就從2019年年底開始失業／不充分就業的工作者來說，相當雞肋。或許有人會說，針對自僱人士亦有一筆過7500元的資助，但同樣嚴格的審核標準，如需持有於2020年3月31日或之前已開設的「自僱人士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才能申請。接觸到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告訴我們，大部分從事創意產業的工人都無開設「自僱人士強積金戶口」，他們連申請資助的資格都無。即使是政府公布的第一期自僱人士資助中，都有高達約五成多（約14萬）申請者因強積金戶口不符資格被拒。
每一個打工者，每一個基層家庭，在這繁華都市裏因為失業，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尊嚴。持續的失業或不充分就業，逐漸淘空之前本就不怎麼豐厚的積蓄，也讓他們陷入負債纍纍的困境。一位社工說，打開電視機，眼前出現的都是教人借錢或貸款的廣告，可想而知，問題有多嚴重。期望失業人士自救，但誰又想過持續地寅吃卯糧，在香港的高物價下，能吃多久呢？誰又能保證，這樣的吃法不會造成次生貧困，讓本不貧困的群體，紛紛墮入貧困線之下？
以權利而非救濟形式 提供失業保障
疫情下經濟下行，企業無法盈利時，誰被最先拋棄？我想，答案很明顯。所謂「保就業」實際「保企業」的計劃，顯然是建基於犧牲打工仔的利益身上。如果政府真心「為民」，關心市民，應盡快從保企業轉為保就業人士，推行失業保障這一項勞動者應有的基本權利，與打工者共渡難關，而不是任由其墮入失業／就業不足的深淵，見死不救。
如果開口埋口都擔心失業津貼會帶來所謂的「道德風險」、「經濟風險」，難道因失業揭不開鍋的市民將引發的「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我們就能視而不見嗎？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針對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的調查顯示，2020年10月市民對政府整體表現的滿意度的淨值為-51.7個百分點。市民同政府愈行愈遠。因失業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和剝削感，在這次疫情重創經濟下不斷加劇，而政府「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不但不能熄火，可以想像，還加重了火勢的蔓延。
因此，面對全球經濟復蘇不明的情况下，失業保障的推行刻不容緩。以權利而非救濟的形式提供失業保障，可以避免失業帶來的經濟能力急劇下降，使勞動者不至於為了吃不起三餐而急於接受待遇極差的工作，而沒有失業保障的打工者只能在失業的陰影下惶惶不可終日。《施政報告》一拖再拖，與其一味強調「道德風險」、「經濟風險」，能不能還將目光放遠點，將姿態放低點，關心關心就快無飯開的失業者／就業不足者，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近年，政府把一切的政治危機，定性為深層次的民生危機，目前，面對如此嚴峻的民生危機，為什麼卻成為掩耳盜鈴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