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來的社會動盪，讓香港新聞專業處身於前所未有的夾縫中。新聞機構及從業員，對外被不同政治立場的陣營和勢力抵制，對內則面對不同政治立場的同事、管理層及東主之間的矛盾衝突。中立報道、事實為先的大原則，漸漸淪為一種政治爭議：不同政治陣營的人，都指摘香港傳媒機構報道偏頗失實。香港新聞行業專業形象受損，已成為難以否定的社會現實。
新聞專業形象固然跟新聞從業員的表現有關，但亦要奠基於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中立報道、事實為先的新聞原則，往往要植根於相對溫和的政治氣氛、中立派和鴿派相對有發聲機會的社會土壤中。在政治氣氛大致有商有量、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衝突未至於勢成水火、政見差異尚未提升為宗教化的絕對價值之下，新聞工作者才有空間探究不同政治陣營的立場，大家才有互信基礎促成建設對話。相反，在社會嚴重撕裂、政見之爭就如教派衝突、不同陣營都不會對「敵人」手下留情之時，新聞工作者亦難有空間去取信不同政見人士，更不用說要促成社會對話。
專業中立論述再難取信 不止新聞界
再者，要實踐政治中立的專業價值，前提是社會政治力量的分佈要相對較平均：政治光譜較闊、有不同的立足點和社會基礎，未有一個「超級老大」；政府與公民社會能有互動，使官府行使公權力時要平衡各方利益；政治權力並未與商界財團連成一氣，公民社會的其他成員能發揮輿論監督。在政治力量較為分散，政府的公權力、商界財團的財力，以及民間輿論的監督力相對均衡的狀態下，新聞工作者以至其他的專業人員，才有充分的社會條件講究政治中立的專業價值。
如果社會出現緊急狀况，讓公權力突然膨脹、民間社會難以制衡；又或者市民大眾覺得某一方的政治經濟實力在香港太過懸殊，強大得已掌控了香港的命脈，則政治中立的原則便再難取信於社會大眾。任何的公共決策、政治決定和專業判斷，在市民大眾覺得政治經濟權力不平等的情况下，都很容易會被解讀為偏向某一方，又或是在某一方的政治操控下得出的結果。
專業中立的論述再難取信於大眾，並不止是新聞界的問題。就連素來備受香港社會深信為法治基石的司法機構，在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政治衝突宗教化，及價值差異絕對化的環境下，司法人員所作出的判決，亦往往受到不同政治陣營的質疑及攻擊。商業機構在如此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有時亦難言在商言商：任何員工的政治表態、在什麼媒體平台刊出廣告，以至是跟內地的業務往來，不時都會招來網絡平台的政治指摘和杯葛動員。當然，作為社會傳訊及輿論平台的新聞機構，其專業中立的形象亦自難倖免。
新聞公信力降 港人更關心網絡假新聞
環顧全球，新聞的專業、中立、可信形象遭受衝擊，亦並非只是香港獨有。由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發表的《2020年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20）亦顯示，世界不少地方於去年都出現新聞公信力下降的現象（頁14/15）。在香港（持續示威）、智利（持續示威）、墨西哥（擔心社會前途及出現暴力事件）、英國（擔心脫歐、選舉撕裂以及攻擊傳媒報道），認同大部分新聞都可信的受訪者百分比，都出現雙位數的百分點跌幅。美國的跌幅雖然小，但其只有29%的人相信大部分的新聞，數字跟香港（30%）相若。
報告同樣顯示，在社會危機下，部分社會人士亦會較為關心網絡假新聞。在香港，有51%的受訪者關心網絡假新聞，較去年報告的數據上升6個百分點。報告指出，在美國有67%的受訪者關心網絡假新聞；而芬蘭亦在俄羅斯的影響力下有56%的人關心網絡假新聞。
傳媒有的圍爐取暖 有的靠財團支援
當然，類似的研究發現，在不同社會自有其故事，有時未必能一概而論。然而，每當社會出現危機和緊急狀况，社會政治力量的分佈必然有所突變，政治氣氛亦容易勢成水火，大眾對現行社會制度的信任亦會出現問號，專業中立的形象亦變得備受爭議。新聞傳媒在如此情况下，有的便開始「圍爐取暖」，向政治立場相近的讀者群靠攏，以立場形象投其所好，繼續維持其受眾基礎和銷量。要不然，便要靠政治經濟力量支持，以友好財團提供財政支援，但其專業中立的空間亦會變數大增。如果社會在危機過後，公權力開始回復常態、民間社會能重拾跟政府的政策及社會互動、政治光譜慢慢回復多元狀態，則政治中立的專業空間才有希望重新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