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全球疫情，令中國進入世界輿論的風口。由中國抗疫衍生出的中國治理議題，引發愈來愈多的海外觀察者聚焦。不可否認，深化對中國刻板印象者有之；但重新審視、乃至調整修正對中國之理解者，亦多存焉。
自上而下之設計
筆者以為，於後者而言，即將出爐的「十四五」規劃是進一步理解中國治理的契機。一份規劃之形成，其背後是國家上下、社會各領域智慧之集成，也是時間沉澱之產物，從中或可透視兩條中國治理路徑：
一是自上而下之設計。眾所周知，制定發展規劃，源於計劃經濟時代，但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仍堅持了這一方式。中國認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通過規劃等方式，參與引導資源配置。政府與市場「兩隻手」的結合作用，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受到了世界範圍內研究者的重視，實則也是中國治理的重要經驗之一。
設計發展規劃，需要在佈局、調研、推動社會參與等方面提前統籌準備。諸如天津等地方政府，從2018年底便面向公眾和市級部門公開徵集「十四五」規劃前期研究選題。今年7月以來，中共高層主持召開7場座談會，直接聽取專家與民眾意見。集思廣益、開門問策，正是中國治理之縮影。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規劃亦是一份政府的「承諾書」，是檢驗治理的「參照表」。規劃有中期評估，也有5年後的回望總結。如2018年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中期評估報告，指出了「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預期性指標進度滯後的問題。這項長期掣肘內地科技發展的短板，將成為「十四五」時期着力突破的焦點之一。對照規劃調整實踐，並將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放入規劃，顯然提升了治理效率。
二是自下而上之參與。西方觀察中國者，或有不解於中國公民對政府的高滿意度。哈佛大學艾什中心今年發布的一項長期研究結果顯示，從2003年至2016年，中國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幾乎在各個指標上均有明顯上升，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超過90%。筆者認為，其原因無外乎民眾對治理的訴求得到了回應，與政府治理的改進形成良性互動。
自下而上之參與
事實上，中共素有重視調研的傳統，並以之為與民眾互動的重要途徑。當年，毛澤東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前往湖南調研32天，深入傾聽農民感受與意見，以調研為依據形成對中國革命的判斷。重視民意，是夯實治理基礎必不可少的一環。
在以「雙迴圈」佈局的「十四五」時期，涉及諸多直接關切民眾福祉的議題，徵求民意是應有之義。本次「十四五」規劃的編制首次在網上徵求意見，收到網民建言超過101.8萬條。未來擴內需將推動處理民眾收入水準、分配結構、城鄉差異等深層次發展問題，將是民眾對政府治理能力的再檢驗。
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今年撰文指出，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出色的國家有以下三大特徵：機構高效運轉、政府可信度高、領導力強。曾認為「歷史終結」的他，雖不願明言當下中國治理是否有以上3特徵，但相信時間與有識者會得出確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