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球政治兩極化及民粹主義抬頭。根據PopuList資料庫，歐洲國家極右極左及民粹政團的總得票，在1992年佔10%，現在已上升到約三成。兩黨制的國家，以往都是向中間靠攏，穩打穩紮，爭取最多票數，現在比較多言詞政見形象激烈的候選人得到關注，也有新世代因不滿現有政制未能代表自己，傾向小型政黨或不投票。
這個浪潮裏香港也未能倖免。政治立場壁壘分明，不止體現於投票箱，政見在社會運動裏發酵，更影響人與人的日常生活。過去幾年香港由雨傘運動（佔中）到反修例運動，政見兩極化及黃藍撕裂問題愈來愈嚴重。本來政見不同可互相尊重，但兩方陣營都踩到了對方的道德底線，並認為對方會殲滅自己，那就變成「正義」及「存亡」之爭。因為雙方無法妥協，政府及社會缺乏能力去溝通並達成和解，情况一直持續。
政見相左 感恩節減少見面
政治立場相近，圍爐取暖會覺得同聲同氣，同仇敵愾；政見不同，談話時可能會欲言又止，左閃右避，甚至一言不合，掀起對罵。這種政治對立，究竟造成多大的社會和心理成本呢？
2020美國大選即將舉行，勢必影響全球政經環境。回顧美國2016年大選，當時候選人有共和黨特朗普和民主黨希拉里。由於選情激烈，而且特朗普的政見和言論出位，令民眾對特朗普的喜惡分明，不是全力支持就是極力反對，因此該場選舉充滿火藥味，形成美國社會的政治對立形勢。
一項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研究，討論政見怎樣影響美國人在感恩節聚餐所花的時間。感恩節是美國的大節日，美國民眾一般會到親人家聚餐，像香港的農曆新年。2016年的感恩節在11月24日，剛好在美國總統大選（11月8日）之後兩星期。相信當時美國民眾仍然在消化兩周前特朗普當選總統這個震撼的消息吧。
關於參與聚餐時間，研究員利用手提電話應用程式數據，追蹤手提電話信號的所在地區。假設感恩節前3周凌晨時分手提電話信號所在地為機主的家，如果手提電話信號在感恩節當天下午1時至5時出現並停留在另一地區，研究員就假設手提電話主人參加了家庭聚餐。
由於手提電話信號的數據是匿名的，研究員無法得知手提電話機主的投票意向，但根據美國選舉資料中不同地區共和民主兩黨的得票佔比，我們可以知道那些跨區參加感恩節聚餐的人之中，有多大機會去了一個和自己選區投票取向不同的親友家裏聚餐。
結果發現，感恩節聚餐的時間平均長達4.2小時，而那些去了投票取向相反選區親友家聚餐的人，他們在親友家逗留的時間比政見相同選區平均時間少30至50分鐘。這種政見對感恩節聚餐時間的影響，在2015年感恩節時並不顯著，因為當時美國總統選舉氣氛並不濃厚。
上述的估算，已經沒有包括因為政見不同而取消聚會的人。這個發現顯示，政見的兩極化造成社交隔閡。時至2020年，美國大選在即，由共和黨特朗普總統對民主黨前副總統拜登。而這4年的美國政治兩極化，似乎沒有得到修補。
社會運動創傷增醫療成本
回到香港，自去年中起的社會事件對每一位香港人的衝擊巨大，大部分香港人都應該對政見怎樣影響親人和朋友之間的交流有切身感受。有青年因為政見被父母趕出家門，無家可歸。有fans因發現自己多年崇拜偶像政見相冲，憤而怒砸唱片。以往可以一起吃飯的人已不能同枱吃飯，或有所避忌。這些心靈及感情傷害不可估算。因為政見愈分愈細，即使在同一陣營也有「捉鬼」及光譜深淺分別而互相討伐者，積怨日深，難以破除。
港大醫學院一篇早前發表在醫學期刊《刺血針》的論文，發現自去年社會活動起，極可能罹患憂鬱症（probable depression）的成人有11.2%，比2009到2014年時的約1.9%大增。而且，因2019年起直接接觸社會運動的創傷事件，並懷疑患上創傷後遺症的成年人，大約有13%。此外，全港約有200萬人出現與創傷後遺症相關徵狀。這些患病與政治和社會事件有關，並對醫療資源造成壓力。該研究發現，這些因為政治事件而產生的心理疾病，估計令輪候公共醫療服務的病人，增加了12%。但仍有差不多一半人沒有尋找醫療服務。
除了因耳聞目睹社會事件造成的心理影響外，做臨牀心理學家、社工及精神科的朋友也說近一年需求上升，工作忙碌，多了他們未遇過的情况，身經百戰、經驗老到的輔導員也覺棘手。有求助者反映有醫生因政見對病人加以責難而非治療，反映訓練及專業不足，甚至應該重新訓練，應對新形勢。目前病人只能靠其他人的轉介及意見，避免接受治療時找着個不專業的。
價值觀不合則去
數年前聽有一位年長同事說，常與先生起爭執，他們一個撐梁振英，一個討厭梁振英。結婚多年，才發現政見不合，最衰都係社會運動。我們這代人會覺得這樣不可思議。尋找伴侶當然是找心靈契合的，價值觀即使不是一樣，也要相近，否則難以持續。人會變感情會變，這點沒辦法。但一開始連摸底都沒有，不了解性格看法是否適合就結婚，難道不是自己責任？又不是盲婚啞嫁，怎麼又可賴是政治的錯。
港英時代大家政治冷感密密搵錢，有人非常懷念那種「和諧」，當今政治活躍，令很多本來無甚政見或政見溫和的人覺得這是與人相處重要考量，就造成現在這種情况，但我們已經回不去了。伴侶尚且可以自主選擇，反之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卻不能選擇，不容易脫離關係，自己父母子女平時在做什麼我們未必知道，更難言影響他們的政見，控制他們的行為。有人認為社會運動影響家庭和睦，所以是政治問題造成個人家庭與感情問題，是社會的錯。傳統觀念先入為主認為血脈神聖不可侵犯，家庭不可變，所以應該變的是社會。但就是因為社會層面不是個人可控，所以才要在個人層面處理問題。
左翼前衛想法是可以自主選擇與沒有血緣的人組織多元家庭，創造屬於自己的關係，不必受原生家庭綑綁。所謂家人趕人出街，即是認為政見比血脈重要，本身已經違反了傳統「維繫家庭優先」的前設，所以青年對於趕得自己出街的所謂家人，也不必盡家庭責任了。人家願打，你不必願捱。政治問題和社會形勢不是個人可解決的事，其引起的心理治療需求，業者可能會認為制度層面的對策是增加資源。在個人層面，家庭問題根深柢固，解決方法不是增加醫療資源，而是不如算了。緣分不必強求，緣盡了就由他去。
參考資料：
． M. K. Chen & R. Rhola. The effect of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advertising on close family ties. Science, 01 June 2018: Vol 360, Issue 6392, pp. 1020-1024.
． Michael Y Ni MD, Xiaoxin I Yao PhD, Kathy S M Leung PhD, Cynthia Yau MSc, Candi M C Leung MPhil, Phyllis Lun MA, Francis P Flores BSc, Wing Chung Chang FHKAM [Psychiatry], Prof Benjamin J Cowling PhD, Prof Gabriel M Leung MD (2020).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Vol 395, Issue 10220, pp. 273-284.
． Rooduijn, M., Van Kessel, S., Froio, C., Pirro, A., De Lange, S., Halikiopoulou, D., Lewis, P., Mudde, C. & Taggart, P. (2019). The PopuList: an overview of populist, far right, far left and Eurosceptic parties in Europe. www.popu-lis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