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曉穎媽媽用了最大的道德勇氣，願意為殺女兒的嫌兇陳同佳寫求情信，結果換來的不是公義，而是拖延。她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中港台三個政治爭拗漩渦。
保安局長李家超被台灣形容為「情緒化」的回應，看在香港人眼中，只覺「出醜人前」。他重申：沒有《逃犯條例》修訂，便沒有任何司法協助的可能。他認為責任在於香港社會選擇了不要逃犯條例修訂。
這當然是錯誤的。早在修例之先，台灣已經明言，即使修訂了逃犯條例，台灣也不會接受，因為台灣無法把自己置身「一中框架」下的「中國領土」定義。這也是整個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所在。李家超難道已經忘記了？
李家超又指，即使沒有「司法協助」，一樣可以移交通緝犯。他舉例內地也會把香港通緝犯遞解邊境交給香港審理，2016年的石棺案，台灣也是把香港疑兇押解出境，再交由香港警方處理。
但問題是，李家超舉的例子，那些「通緝犯」都是「待罪之身」，是由台灣或內地的執法人員「控制」，把他們押解出境；但今天陳同佳卻完全是特首所講的「自由人」，香港警察又不能把他押解出境，反而是荒謬的提供了「安全屋」包庇，完全和李家超所舉的例子背道而馳。
台灣方面當然也有政治操作的嫌疑，因為台灣一直拒絕陳同佳以自由行的身分入境台灣，而且堅持香港政府要先提供香港的調查證據、司法協助，才有陳同佳入台的可能。
這又回到起點死結：香港，或背後的北京政府，是死活不肯讓香港和台灣有任何司法協助的可能性，否則豈不是說，沒有修訂逃犯條例，已可以解決通緝犯的引渡問題，那當天「修例」，豈非多此一舉？
諷刺的是，張建宗會見德國領事時，重申不容許任何司法管轄區以任何名義收容罪犯。他說的是德國提供政治庇護給涉中大暴動罪女生，但聽在香港人耳中，卻似乎是諷刺特區政府：住在安全屋的陳同佳，算是某種名義下的收容罪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