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歷了不平凡的一年。由反修例運動到疫情爆發，再到《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沒有人會否認現正處於躁動及疲倦的社會氣氛。然而，要為今天的政治形勢「破局」，必須以整體香港利益和發展策略為依歸，從管治及改革層面解決問題。
中央底線和一國兩制的平衡點？
由1997年回歸開始，一國兩制一直被認為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全新治理中央及香港關係的創新政策。一方面在全球從未有國家實施過這樣的制度，兩地經濟、文化等領域發展亦需要時間磨合。因此，一國兩制的制度在實施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問題，包括處理主權問題和政治制度改革之間的挑戰。
近幾年「港獨思潮」、「自決抗爭」等政治主張引起了中央及香港之間，以至一國兩制實施甚至主權問題的全新挑戰。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上，《基本法》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屬於主權問題，亦被視為國家底線，而提出激進政治主張亦被認為是「觸碰紅線」的行為。因此，這數年不少建制代言人會出來提醒，「一國」先於「兩制」，不要觸碰底線。
但同時，由政制改革失敗並達不到共識開始，整個香港政治氛圍改變，本土及激進政治主張抬頭，溫和光譜衰弱，導致社會矛盾愈來愈深。民主及抗爭派在這個氣氛下實行全面抗爭，並把政治主張推向極端，加上特區政府欠缺管治威信，加深了民主及抗爭派動員走上街頭及提出「議會35+」的口號之動機。而整個客觀效果，是這個政治主張的推動下，就觸碰了中央政府的「主權紅線」。所以可見，國安法的立法其實以「維護主權」為主軸，包括「外國勢力干預」、「分裂國家」等的罪行都是維護這條主旋律。而我們真正要思考的是，讓一國兩制繼續走下去，必須把這條主權底線及本地政治改革找出一個平衡點，重開良性的本地政治體制討論，才有機會突破政治困局。
「管」「治」並行才是破局的方法
然而，實施國安法縱然是「管」的硬手段，但要破局，必須配合「治」的思維，才是今天香港及一國兩制持續落實的重要元素。綜觀今天社會環境，我們不可以單方面歸咎激進勢力抬頭，同時亦要正面面對特區政府完全失去管治威信及認受性的問題。如何有效「管治」、建立良性溝通機制是今天要處理的問題，而在這「後國安法」時期，必須實行管治制度改革，包括：
（1） 加強政府與市民關係，並提升社會參與，以挽回民心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缺乏民意授權，主要官員都是社會精英，一段時間後，不自覺到與社會脫節，因此政府要重整民意蒐集機制，更有效掌握民意，透過地方行政、地方組織、諮詢委員會、民意調查等，另外官員也透過與市民不同形式的互動，有系統地認識市民所需所求，讓政府施政貼地。
（2） 落實問責官員問責制，以提升官員的認受性
每名問責官員需制定表現指標，包括政策成效、進度時間表、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等，每年官員也需要向社會提交進度報告，提高官員表現的透明度，以示他們對社會的承擔，也讓社會能評鑑問責官員的表現。當社會認為官員在表現指標上交不好功課，又或表現有重大錯誤，問責官員必須問責下台。以表現去評定問責官員的去留，這才可提高問責官員的認受性。
（3） 重啟政制改革討論，以達成社會共識
今天社會的矛盾，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大家對民主政制發展有不同的要求，但政治制度民主化是基本法列明的重大社會發展，在現時的政治空間中尋求最大共識，向前推動政制改革，這是特區政府的基本責任，政府要主動積極處理社會的分歧，而不是空等待社會自然走向和諧。一日政制改革未解決，社會矛盾必然繼續存在。
特區政府爭取民心回歸刻不容緩
香港社會因政治問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特區政府必須帶頭建立社會信心。特區政府經常說「行政主導」，但相信「行政主導」的核心是行政機關帶領整體社會落實利民政策、建立社會信任、尊重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否則就是「行政霸道」。
今天的社會環境，特首及其團隊在此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她若能重新將社會不同的矛盾，放在一個平台，重新對話，締造新的共識，形成新的政治平衡點，那麼，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就會慢慢減少。這亦向國際社會顯示，即使在「後國安法」的時期，香港的自主仍然得到足夠的保障。
今天複雜的政治情况，還需要特區政府帶頭爭取民心，利用政治智慧及管治思維，突破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