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全球興起的大數據（Big Data）熱潮下，很多人都對大數據抱着無限的憧憬，認為它有助大大改善人類的生活。可是，任何新科技在社會上的成功應用，都需要有相應的促成因素（enabling factors）配合，否則「大數據」有機會演變成「大恐懼」，引發數碼極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冒起的憂慮。
「大數據」之所以在過去幾年間大行其道，主要是人類在製造、儲存及分析數據的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互聯網的誕生與普及、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興起與流行，及保安監察鏡頭的急增，是形成大數據的主要原因。有統計數字顯示，以量來計算，人類現存的數據，有90%都是在近年才被產生和儲存。
有趣的是，因數據隨時可輕易翻幾番，「大數據」本身並沒有一個客觀的定義，只是籠統地被視為傳統分析工具不能輕鬆應付的數據量。換言之，在科技不斷進步下，今天的大數據，只會是明天的小數據。面對這個史無前例的大數據現象，「數據科學」（Data Science）亦應運而生，希望發掘新的知識與技術，發揮大數據中的智慧和價值。
易被複製 若被盜難補救
有份把「大數據」一詞推動成一個家傳戶曉詞彙的，是由牛津大學學者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有份合著、在2013年初版、全球銷量早已突破100萬本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大變革》一書（註1）。書中對於大數據的影響和威力，作出了很多正面的評價。但「一面天堂，一面地獄」，若要真實和較全面地認識大數據對人類社會的衝擊，還要看另一本書——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Shoshana Zuboff所著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註2）。作者指出很多商業上的大數據，最終目標只有一個，就是透過監控及預測顧客的行為模式，從而爭取最大利潤。
在一個數據代表了知識和力量的大數據時代，當數據落在商業機構的時候被用作擴大利潤，但落在政府手上的時候，影響就更深遠，使政府的權力可無限擴張，危害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和一般的貨品不同，數據有兩大特色。第一，是它容易被複製，所以被偷取後也不易被察覺。第二，是關於它的修補性的局限。一般的貨物被偷取後，仍有機會物歸原主，原璧歸趙，但萬一數據被盜，要補救便十分困難。如果外泄的只是用戶密碼等簡單數據，當然可以輕易更改，但若被盜的是受害人的血型、指紋及基因等資料，就不能更改，所帶來的損失隨時是一生一世，這亦突顯了為何保障私隱及數據安全是如此重要。
要發揮大數據的善，盡量降低它的惡和害，如何增加透明度、制衡和監察，使數據提供者也可享用蒐集後的數據等措施，來建立市民與政府的互信，便是成功與失敗的關鍵。所以，在「大數據」的發展上，絕不能只有科技上的討論，而缺乏政策上的配合，政府必須建立一個有效的「數據管治政策」（data governance policy）。大家絕對不應看小這一線之差，因為它隨時可以帶來天淵之別，頓然把「大數據」演變成「大恐懼」，加強了政府的操控能力之餘，卻減低了它的問責度和透明度，削弱了市民的權利和自由，而香港近日便提供了一些活生生、可列作教科書教材的典型例子。
市民缺信心 最大責任在政府
其中一個例子，自然是特區政府剛在9月完成的新型冠狀病毒全民自願檢測計劃。雖然計劃是免費，政府亦有足夠能力為最少500萬市民提供測試，但參與的最終卻只有約170萬人次，數字只佔香港總人口約兩成。從社會上的討論得知，大部分市民未有積極參與這次檢測的原因之一，正是對自己的私隱和大數據的擔心。
市民憂慮政府可以透過今次的檢測，得到他們的基因資料，並用於社會監察之上，甚至擔心這些資料有機會被送往內地，成為國內的維穩大數據。當然，在整個過程中，社會上最終沒有任何人能夠拿出實質的證據來支持以上的說法，一切也可能只是基於市民的庸人自擾，杞人憂天。但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擁有及掌握所有重要資料的是政府一方，而一個簡單有效釋除市民疑慮的方法，就是政府選擇主動公開更多資料，加入有助增加公信力的第三方監察與制衡。不過，政府卻沒採取以上行動。
因此，市民對大數據庫缺乏信心，要負上最大的責任的，仍然是政府一方。這次的自願檢測計劃，無形中成為了市民對政府處理大數據的公信力的公投，成績明顯是未如理想。
良好數據管治是政策問題 也是社會互動過程
類似的由「大數據」演變成「大恐懼」的事情，在香港已非首次發生，另一個較早之前的矚目例子，是在去年8月，在「反送中修例」的社會運動中，被示威者推倒破壞的智能燈柱。
從純科技的角度來看，智能燈柱在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發展上擔當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它除了可以充當第五代流動通訊技術（5G）的發射站外，也是智慧城市中的物聯網的重要部分，負責蒐集交通及空氣質素等重要數據，以方便運輸、醫療及環保等系統的緊密配合，以提升效率、準確性及城市生活的質素。
可惜，和病毒自願檢測計劃一樣，智能街燈同樣遇上演變成「大恐懼」的命運。由於政府公布的資訊在數量上及可信度上不足，整個計劃成為了市民看不通之餘更帶來恐懼的「黑盒」。表面上，這可能是反映了部分市民的過敏或無知，但實際上，這是政府沒有重視使「大數據」可有效運用的促成因素、並未建立良好和完善的「數據管治政策」下的必然惡果。要有效建立和運用大數據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明白良好的數據管治是一個政策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互動的過程。
註1：Mayer-Schönberger, Viktor, & Kenneth Cukier. （2013）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N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註2：Zuboff, Shoshana. （2019）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NY: Public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