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取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他曾提出一項見解：當政府不受歡迎時，好的政策和壞的政策同樣會得罪人民。用來形容現時的香港政府，這論調頗貼切，因為缺乏市民支持，為政者無論是推行惡法，還是派錢的善政，同樣會被質疑。本文會以抗疫為主例，作出解說。
香港政府信任危機的形成
．先天性
香港政府認受性不足已不是近期的問題，認受性是基於人民對政府的接受程度，以至認同和信任。這先天不足源於行政長官本身僅是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投票而產生，當中大多數人也並非由香港700多萬市民（當中的百萬計合資格選民）選出，因而特首選舉常被嘲諷為「小圈子選舉」，甚至獲選票數也被嘲化成該政府的代號。在此選舉制度下，沒有民意授權，市民自然容易對政府產生抗拒，有着不良的第一印象。
．後天性
當然，要改變不良的第一印象還是有法子的，例如推行良政或政制改革，從而塑造親民、順民之形象。
先談形象，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是基層或中產。政府若要走近他們，就必須塑造一個親民、貼地的形象。當年林鄭月娥也曾嘗試體察民情和分享日常生活，來拉近與市民之間的距離，就像她體驗乘坐港鐵和分享到便利店買廁紙二事。可惜結果俱適得其反。事緣在過程中被發現不懂使用八達通和不知道當時的便利店並沒廁紙賣，反而令人覺得她離地。想做好形象，卻自製公關災難，有意補血，變成失血。
從前批評政策缺失 如今因政見而針對政策
再到上任後，不少政策都被坊間視作「官商勾結」或大白象工程，浪費公帑及漠視草根、中產的利益。就像發展局公布的逾6000億「明日大嶼」工程，就惹來社會不少反對聲音。而自去年反修例事件開始，政府強硬的手段令不少市民更加反感，社會也徹底撕裂成黃藍兩派。從前反對者針對政策的缺失而批評，而如今則演化成因為政見不同而針對政府的政策，結果無論是雞蛋或是雞髀，都總能挑出骨頭。
新冠肺炎疫情於去年尾、本年初出現，本是港府挽回民望的良機。可惜，政府應對不力，甚至令部分原來不理政治的市民也開始產生怨言。以下會依時序簡單列舉政府在疫情期間的部分表現。
疫情初期是可以控制的，雖然政府早期未有快速應對措施，但大部分港人都帶着對2003年沙士的恐懼和經驗去防疫，在疫情爆發前已主動佩戴口罩和特別注重衛生。亦因着這意識而令不少港人提出封關，希望內地的疫情不會經關口蔓延至香港。而政府則基於全面封關會令部分要返內地述職、工作、照顧家人的人士無法回港，以及避免對內地人士造成歧視等「人道原因」而拒絕封關。雙方的矛盾升溫，甚至有醫護人員以罷工來抗衡，不過政府曾堅持拒封。
口罩採購行動來得太慢
除了封關，早期大家還面對口罩不足的問題。無論是小市民日常外出所需的口罩，或是醫護人員工作所需的，存貨都不足。市面上的口罩也被炒賣至天價，幾百元一盒口罩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願意花錢也未必有貨，甚至出現口罩劫案。政府就此也有所行動：
（1） 全球採購；
（2） 與內地有關部門及生產商聯繫，以加快和加添口罩供應；
（3） 招標及增加本地生產；
（4） 呼籲私人機構捐贈；
（5） 限制公務員戴口罩；
（6） 拒絕以政府身分介入自由市場／天價炒賣；
（7） 派口罩，如：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研發的「銅芯抗疫口罩」。
只是缺貨問題還是未能及早解決，這是由於政府的採購行動來得太慢，而且採購數目有限，加上受各地物流和出入口限制等問題所限，令本來港府說訂購的5000萬口罩，在大約2月中旬時，只有約400萬能運抵到港。部分市民也因為對港府和內地的負面印象，連帶對內地生產的口罩質量、衛生都表示質疑。再加上在天價口罩出現時，政府反標榜招標「價低者得」，以及限制公務員戴口罩等說法，令市民哭笑不得，這些說法恰若一個笑話，卻苦於市民身陷其中。
無論政策善意與否 市民傾向第一時間質疑
而及至5月，政府宣布向全港市民派發可重用口罩「銅芯抗疫口罩」，但依然有不少負評。首先，派發時間過遲，當時市面上的口罩已有比較穩定的供應；其次，市民對口罩的質量、外觀都有所不滿：洗後過濾效率降低同時容易鬆脫，又認為口罩外表似內褲；加上臨近炎夏，佩戴過於焗熱，而如此水平的品質卻研製用資過高，因而被質疑利益輸送。如此一來，政府和市民的距離也像是隔了一層令人窒息的口罩，「銅芯」（同心）也只成了空心。
5、6月份疫情開始緩和，政府因而放寬限聚條件，例如放寬人數上限，但同時也引來了部分市民的質疑，指政府不取消限聚令是帶着政治目的，不想市民聚集示威（如七一大遊行）。而在政府放寬限制的同時，市民的防疫意識也隨之而鬆懈，終令疫情再度爆發。此時也有人歸咎於政府豁免檢疫、不全面封關、過遲推行口罩令等的政策缺失。
近日政府進行的全民檢測也惹來不少爭議。政府希望通過全民檢測及早找出隱形患者，但缺乏全面的配套下，花費5.3億元，換來178.3萬人次自願檢測，12.3萬人在網上預約後「甩底」，亦有1.7萬人被發現曾重複檢測，最後找出42宗確診個案。當中更引來不少市民政治性的猜忌和對決策的批評。有市民認為政府目的在於蒐集全民DNA再呈上大陸，有市民自製文宣談及檢測的風險、缺失，勸阻大眾參與，更有市民用虛假資料成功申請檢測，一來證明政府系統的缺失，二來亦影響政府統計檢測數字。
基於不信任 抗疫工作終究「事倍功半」
由此可見，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出於善意與否，市民都傾向第一時間給予負面反應和質疑。政府早前說：「抗疫的工作是需要市民諒解、支持和配合，否則事倍功半。」而現今面對的問題正是市民的不信任，以致亂生謠言和屢生猜疑，就像早前又有傳言指政府會落實「禁足令」停工停市，造成恐慌。基於不信任，政府工作得不到配合，抗疫工作終究「事倍功半」，疫情就成了春風吹又生的野火。
疫情是對政府施政的一個考驗，可以是扭轉局勢的黃金機會，同樣也可以成為令民望繼續下沉的重大鐵錨。眼見毗鄰的澳門抗疫成績彪炳，香港政府會有更大的壓力。考驗仍未結束，我們深信疫情終有結束的一天，也寄望能及早結束，但是如果社會最後能解封的只有蒙上口罩的面孔，卻解不開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心結，那麼香港的未來也會蒙上一片迷霧。
香港何去何從（Whither Hong Kong）？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大學客座教授」、陳氏社會研究學院創辦人及主席、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前講座教授與前系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