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聞出現不少關於「旅遊氣泡」的話題，有說商經局與日本和泰國正討論成立「旅遊氣泡」，而且討論較為具體云云。其實這只屬「舊聞」，報道指出，早在6月新冠疫情穩定時期，香港已經和日本、泰國甚至印尼等地進行有關「旅遊氣泡」的討論，甚至傳出要簽署協議的風聲，但7月各地疫情反彈，而本港新確診個案又突然快速增加，「旅遊氣泡」的討論戛然而止。第三波疫情近期漸趨平復，此話題又被翻炒起來。值得玩味的是，為什麼要設立「旅遊氣泡」？設立「旅遊氣泡」對後疫情時代的香港有何意義？
挽救旅業 吸納基層就業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曾於今年6月民調中就市民旅遊意願做過調查，受訪市民表示未來一年有「頗大」或者「非常大」機會去旅遊的比例，不足兩成（17.1%），而表示「頗小」或「非常小」機會的則超過七成（71.4%），甚至有7.8%的受訪者表示「根本沒有想過去旅遊」，可見市民外遊意願不高。在安全、有效和可負擔疫苗出現之前，甚至出現後初期，有意出遊的市民可見都將是少數。如果「旅遊氣泡」對推動個人旅遊意義不大，那麼建立「旅遊氣泡」更宏觀的意圖應當是挽救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讓相關的零售、住宿、餐飲、運輸等大量吸納基層就業行業能夠重啟。
是否能夠達至目的，便要檢視「旅遊氣泡」本身的設計。「旅遊氣泡」來自於社會學社交網絡概念中一種原始形態。氣泡是由少數人組成的緊密而排他的交流網絡，氣泡內的交往自由而且充分，但在氣泡之外的交流則有阻隔。這種「小型社交網絡」的形式，相比全球化大型多中心、分佈式社交網絡，在信息傳播上原始而且低效，但如是也恰好有利於延緩疫情傳播。
牛津大學及瑞士的大學學者（Block et al. 2020）模擬不同社交網絡類型與新冠肺炎傳播速度關係發現，氣泡式社交網絡對於延緩新冠肺炎的感染速度是最有效的類型，相比毫不受限的社交形態可以減少三成感染者。引伸氣泡網絡概念到更大範圍，則形成了「旅遊氣泡」，即關係緊密而互信程度較高的一些經濟體，可以形成排他的小型旅遊網絡，在保證安全前提下，網絡內部交流採用較寬鬆的措施，而對網絡外的經濟體則採用更嚴格的措施。
形成氣泡取決於成員間經貿規模
這個氣泡在歐洲一些地理位置接近的小規模經濟體之間已經實現，但要注意，形成氣泡的條件，不僅限於地理位置或檢疫互信，而更多取決於氣泡成員之間經濟貿易規模。如果氣泡成員之間的經貿規模夠大且緊密，就較容易形成氣泡，這是因為氣泡的排他性要求成員之間能夠互相滿足各自的需要，否則氣泡中某一成員要在氣泡外才能滿足需求，則會破壞整個氣泡對延緩感染的作用。這也點明香港現在和泰國、日本等較大經濟體討論「旅遊氣泡」的可行性，會因為自身經濟體量處於弱勢地位，令整個討論淪為空談。
可與大灣區盡早建立氣泡
香港在第三波疫情逐漸平復下考慮重啟旅遊業，必然要考慮現實能力和民意維度。亞太所的調查發現，去旅遊的機會「頗小」或「非常小」的受訪者，最多人提及決定未來一年會否旅遊的主要考慮因素是「當地疫情是否受控」（78%）、「旅途中受到感染的機會」（70.7%）、「返港後需否隔離」（64.8%）和「會否遭當地人歧視」（36.8%）。如果這4項是港人後疫情時代選擇出行的最主要標準，則香港與其以弱勢地位向外尋求建立氣泡，不如將更多精力轉向爭取與高同質性（homophily）的經濟體形成連接更好，這也是牛津大學學者發現降低感染效果僅次於氣泡的社交網絡形態。例如香港可以與大灣區的澳門和「珠三角」9市尋求盡早建立「旅遊氣泡」。如果運作順暢且疫情可控，則考慮尋求與更多內地一線城市建立氣泡。這不僅符合市民出遊的條件，也能滿足一部分市民跨境生活和就業需求。例如澳門率先與內地建立了「旅遊氣泡」，且於本月開始施行。
汲取教訓 吸納高消費力過夜客
當然必須注意，自去年以來的嚴重社會矛盾，帶有濃烈的抗拒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的色彩，其中原因相信與當年過急過快放寬政策，大量自由行旅客湧港產生不少社會問題，影響日常民生，政府又應對無方有關。汲取這種教訓，若然落實大灣區的「旅遊氣泡」，亦不能盲目增加旅客數字，而應吸納具高消費力、亦屬「過夜」旅客的類別，才能盡量減少社會成本，帶來更多經濟效益，達至促進本地就業、復蘇經濟的效果。事實上，相比2003年，內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亦有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香港過去扮演歐美與中國的橋樑，但歐美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現乏善可陳，多數仍未有效控制疫情。中美交惡下，歐美社會吹起歪風針對華人，更讓香港在後疫情時代處於非常尷尬的十字路口。
長遠來看要「重返亞洲」
從長遠來看，香港不但要放眼中華大地，聚焦大灣區，更可能要重構自己在歐亞關係中的定位，某種程度上要「重返亞洲」。相較之下，後疫情時代的亞洲可能更符合市民提出的4項條件。將發展與亞洲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提到首位，找到新的發展動力來源，這種集中於固定區域的社交網絡（community），同樣是有效控制疫情的一種策略。
參考資料：Block, P., Hoffman, M., Raabe, I.J. et al. Social network-based distancing strategies to flatten the COVID-19 curve in a post-lockdown world. Nat Hum Behav 4, 588–596 (2020). bit.ly/3id5CDP
作者郭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