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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議會路線 是對港人的最大尊重(文:葉健民) (09:00)

立法會選舉押後至少一年,人大決定讓全體議員自動延任,但傳統泛民是留是走,都是輸家。這一局博弈北京大勝,毫無懸念。去留派各執一詞,雙方似乎沒有什麼溝通意圖。所謂和勇不分,彷彿已經成為了陳年往事。

沒必要侮辱泛民議員見錢開眼

但有些事情,還是想說清楚。

是留是走,各有理據,但即使意見不同,也沒有必要出口傷人,踐踏對方。爭取資源是一個考慮,但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更沒必要侮辱泛民議員見錢開眼,說他們留任只是因不捨高薪肥缺。議員薪金和各種開支津貼每月確實有約30萬元,但絕大部分的資源都是用於支付助理工資、地區工作和政黨活動。這些黨工政助,工資不見得很豐厚,也沒有什麼事業前途可言,願意做下去的都是還有一腔熱誠、希望還可以為香港做點事的有心人。工作自然要取酬,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沒有什麼好爭議。議員本人的薪金確是不俗,但假如考慮民主派從政者在個人事業上的犧牲,這個報酬也不見得特別吸引。這些大狀、飛機師、教授等專業人士,因從政而無法兼顧專業發展,或因政見而被客戶抵制上司壓制,令事業停滯、本職收入減少的例子,多不勝數。我念大學的時候,一位老師剛從英國拿到博士學位,開始在港大任教。在那個年代,這大概意味日後生活安穩,表現不用特別出色,只要做好本分積累年資,升職加薪絕無問題。但他選擇全身投入選舉,也成為了第一代民選立法局議員。30多年後退休時,他還是原來的助理教授級別,一級也未有升過。但這並不是一個孤例,侮辱他們為錢留低,公道嗎?

回到和勇路線間基本分歧

當前的泛民議員應否接受人大任命多留一年的爭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利弊得失的計算等,坊間已經有很多討論,此處不贅。但必須明白這場爭論重點並不在於反對派未來一年如何自處,而是回到和勇路線之間的基本分歧。我們要選擇的並不單純是20多個泛民議員去留,而是應否全面放棄議會路線。

留在議會可以做什麼?這個「議會無用論」的提問,其實背後前設更多是「泛民無用論」。這種觀點認為泛民的「和理非」手法徹底失敗,過去30多年一事無成,特區民主也毫無寸進。在很多年輕一代眼中,香港民主運動始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才是真正抗爭的開始,在此之前所有社運民運,不足一提,全無價值。更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傳統泛民要為當前的民主困局負上責任。沒有民主派過去在制度內與建制周旋,香港是否會變得更好,是一個反事實(counter factual)的問題,只能留待有興趣的朋友去多加探討小心求證。但回到今天的處境,這個提法其實是說要在議會有所作為,只能走全面抗爭路線,而「攬炒」是唯一出路。任何人加入議會,目的就只能有一個,就是用盡一切辦法去否決所有由政府提出的法案,是否關乎民生福祉並不重要,拖垮政府才是重點。但傳統泛民在反修例抗爭開始後並沒有反對所有政府提案,在民主派初選中對「攬炒承諾」亦顯得猶豫不決。在抗爭派眼中,這些就是缺乏決心、背逆民意的鐵證,這班人留在議會,根本就不會發揮自己期望的作用,因此也沒有什麼理由去支持他們留下來。

抗爭派原本打算參選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進行議會的終極一戰,以「攬炒」去迫使政權去出重手對付反對派,令世界再次明白政權醜惡一面。但這種策略只可能用一次,因為一旦出現這種核爆式的全面反枱,北京勢必會乘機全面封殺異見力量,令他們在未來徹底失去晉身立法會的機會。但在抗爭派的想像中,到了這個時候議會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以後能否再參選完全無關宏旨。

若全面撤退 公民社會幾十年努力近一筆勾銷

事實上,如果反對派接受總辭派以制度不公義的理由而退出議會,即使明年9月真的恢復立法會選舉,也難以自圓其說去重新參與。因為就算沒有立法會押後選舉一年的決定,在過去數年多次DQ之後,所謂公平選舉早已不再存在,而林鄭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是路人皆見,大家對政權的正當性更是早有定論。沒有人會天真地幻想明年9月北京忽然會痛改前非,洗心革面,推翻所有劣政打壓,一切從此重回正軌。所以,即使明年恢復「正常」選舉程序,這個制度不公不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打個比喻,你投訴菜湯中有10粒老鼠糞便,老闆給你撥走1粒,你可以喝得下嗎?何况特區「正常」的選舉,法律基礎還是來自人大,當選者仍然需要宣誓效忠《基本法》。那麼唯一合乎邏輯的做法,只能是杯葛到底,決不再沾這灘污水。

所以,當前去留爭議重點並不止限於未來一年何去何從,而是我們要拷問自己,會否接受全面放棄立法會戰線。確實有很多理由去懷疑議會作用,但從議會全面撤退、放棄議員種種權力,便差不多等於把公民社會幾十年艱苦經營努力建設的社區網絡、與政策社群的深厚聯繫,以至和各個公共政策持份者的對話空間也一筆勾銷。這些資產,真的全無價值嗎?這些實力,可以完全靠街頭勇武方式重建嗎?

選舉依然是向強權說不的最好機會

但最令我不捨議會路線的,還是大家對選票的珍惜。廣大市民難道不明白選舉制度的不公平、不知道整個政治秩序的不公義嗎?由始至終,我們完全理解立法會權力有限,代議士難有作為。但自1980年代代議政制發展開始,市民投票的熱情穩步上升。過去5年北京政治打壓力度不斷加強,但大家對手上的一票卻更加珍而重之,每逢選舉總是全情投入,投票率屢創新高。這是因為投票權是我們絕無僅有的政治參與權力,而立法會始終是我們唯一可以表達民意民怨、挑戰威權的憲制平台。每次選舉,便是我們一巴又一巴向政棍鼠輩面上盡情抽打掌摑的機會,也是香港人向全世界說明民心未死的嘉年華。議員的每一次質詢提問擴大了我們的知情權,每一句對庸官酷吏建制嘍囉的痛斥喝罵也記錄了大家的憤怒和不齒。每一張選票,也是我們把那些助紂為虐出賣港人的無恥政客拉下馬的一份力量。這最終可能無法扭轉大局,但卻可以把社會的不屈不服的聲音無限擴大發酵。這一票是香港人僅有的公民身分印記,投票不是為了妥協屈從配合政權,更不代表接受不公義制度,而是提醒大家抗爭的必要。去年區議會選舉大眾顯現出來的熱情,永遠令人動容。任何人都不應隨便把這個權利拿走,這是對香港人最起碼的尊重。

抗爭路遠,進退有時。形勢比人強,敵進便只能守。兵臨城下,存亡未卜,實在看不到什麼理由要自斷一臂。遙看新加坡反對派在李氏王朝淫威之下,可見將來也難以透過選舉奪權,但他們始終對議會不離不棄,堅持參選。最終在今年大選取得亮麗成績,雖然議席數目遠遠不足以變天,但卻重挫威權氣焰,令政府也要承認遭受重創。存活在專政強權之下,我們需要勝利的可能性去保存鬥志延續希望,哪怕這些勝利如何微小或者徒具象徵意義。4年一度的選舉,依然是我們向強權說不的最好機會。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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