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出台，學術界即使未至於人人自危，也確實普遍瀰漫着焦慮情緒。有人不願站於危牆之下，積極考慮離開香港。也有聽聞仍身在海外剛獲聘書的年輕學人，對應否回港上任，顯得猶豫不決忐忑不安。是留是走，堅決抵抗還是退下火線，每個人處境不同各有難處，沒有必要去批評指摘。忽然從一個享有高度自由海闊天空的環境，墮進地雷處處動輒得咎的險境之中，任何人一時間都會不知所措，絕對可以理解。面對惡法，我選擇維持原有的教研計劃，也不打算結束時事評論和社會參與。當然我也要有所調整，不可能對專政完全置之不理，也沒有必要去刻意以身試法，故意去測試對方底線。但與此同時，我也不覺得需要過度焦慮杯弓蛇影。一來國安法尚無案例，難以判斷個別行為的具體風險。現時絕大部分所謂「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說法，都只是一班鼠輩賊官狐假虎威信口開河的讒言佞語，不見得是權威性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始終相信在維護學術自由的戰線上，我們還是有險可守，不應自動投降。
大學管理細節形成「防火牆」
我的信心，很大程度上源於大學制度與國際社會的高度接軌，而這種融合亦早已滲入了本地大學管理上的每一個細節，形成了足以減低過度政治干預的一道防火牆。
具體來說，就是在教授招聘升遷、研究撥款審批，以至大學國際排名等環節上，尋求海外專家的意見已經是指定動作。這些學界領袖的評核，大多為無償勞動，獲邀請參與的回報主要是學術同行對自己個人成就和地位的認同，所以大家都會認真評論，不想破壞自己金漆招牌，也沒有誘因向政府賣帳，要配合當權者的政治意圖。這種同儕評核（peer review）是學術社群的核心價值，學界各種等級評定優劣區分也是以界別學術領袖的專業判斷為最重要考慮，這也是本地大學管理的一般程序。這些制度安排，一方面保障了本地院校運作上大致與國際慣例接軌，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大學管理符合學術優先專業主導的氛圍，對維護教授們的尊嚴和自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也為學術自由奠下基石。
有人可能會說，大學要配合政府打擊敢言學者，可以刻意找一班內地學者或者「海歸派」來做評核，保證可以得出想要的評審結果。首先，我個人從來不相信內地人便必然是政治保守的說法，因為實在認識很多內地朋友堅持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路上打拼，他們的勇氣也一直令自己汗顏。其次，特別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界之中，華人能在西方重點大學佔一席之地的，到目前為止依然不多。所以，要落實這種策略不見得真的那麼容易，要排除西方學界對本地大學的影響也不是那麼簡單。當然，當權者可以決意要為一時政治考量切斷這種聯繫，但她也會明白這便等同徹底摧毁香港高等教育制度的誠信和國際認同。即使是獨裁專政，大概也會捨難取易，計算成本。
維持海外學界聯繫 靠本地學者共同努力
因此，要維護學術自由，關鍵在於確保海外學界對香港的持續關注和興趣，使對方願意與本地大學保持對話互動。當前香港的情况早已引起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不管是基於同情還是憐憫，不少西方學界朋友對香港高教界紛紛施以援手作出聲援，這種雪中送炭的舉動，令人欣慰。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向外說明暴政之下香港學界的困境，以政治語言去動員海外支持，但單靠悲情是否真的可以維持外界的持續關注，我十分懷疑。當地球另一角落發生更大的人道危機政治災難時，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注意力會否煙消雲散？絕對有可能。
要維持於海外學界的緊密聯繫，說到底還是要靠本地學者的共同努力，專心致志地保持自己在科研領域上的前列地位。西方學界對與香港院校聯繫表現殷切，不一定關乎政治，更大程度是因為學術上的惺惺相惜。只有令海外學者相信我們的水平與他們大致平起平坐叮噹馬頭、讓西方學界領袖期待和我們切磋交流以提升自身水平互補長短，大部分海外學人才會願意繼續花時間在香港學界身上，我們的國際聯繫才得以茁壯成長。所以，面對學術自由被剝奪的威脅，繼續敢言發聲批評權威固然重要，但做好我們的專業本分實質更為關鍵。所以，持續地在海外重要期刊刊登理論嚴謹立論創新的高水平學術作品，恒常地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權威性的研究報告等，以知識去廣交朋友，以創見去拓展網絡，做好作為學者的專業責任，對捍衛學術自由的作用，可能較諸政治口號來得更實在。
當然，維護學術自由的重要戰場始終在本地大學。政府要在校園壓制異見，可以透過削減學額、否決撥款，以至各種各樣威迫利誘要大學管理層配合，令不識相的學者乖乖就範。所以，大學仝工要關注的不單是海外戰線，還有身邊的校園處境。在這方面，至少有兩大重要抗爭方向。
大學仝工兩大重要抗爭方向
第一，是爭取大學建立一套更合理的個人基本利益的保障機制。就是說，必須要求當自己的利益直接受損時，校內有一個更為完善合理的申訴機制。這當中必須包括更透明的人事決定（升遷、續約、解僱）程序準則和更公開的上訴機制，也同時要有一套更全面更嚴謹的處理投訴制度（匿名投訴應否受理；倘若要專門委員會跟進調查，成員如何構成）。這些制度，大家本來就應關心，但在急風暴雨的當下，爭取一個更理想的安排，更是刻不容緩。
第二，校政民主化是另一條重要戰線。規章條文如何具體執行，從寬從嚴孰輕孰重很大程度取決於大學管理層一念之間。但任何權力必須受到制衡，學術圈本來就是一個道德社群，大學的運作必須建基於各個持份者之間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不能只是高層說了算。學界要做的，就是要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共同契約問責關係，確保師生在大學管理中重要持份者的地位受到尊重，也要令大學管理層行使權力的人明白相關的權限和制約。校委會／校董會主席何以有權以這個身分支持通過國安法？被特首委任的委員又為什麼從來不與師生直接溝通交代？師生又應該如何可以提高自己在大學管理上參與程度？這些問題，在政治新常態下我們必須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