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中國的「除四害」運動（我曾參與），如今在香港上演，港事不再港辦（我又親歷）。
「除四害」運動，先是針對老鼠、麻雀、蒼蠅及蚊子，大城市街道和小農村全民總動員、個個爭積極，「除惡務盡」，零容忍，全面、徹底消滅「害人精」後，生態失衡（近年才知／懂什麼叫「生態失衡」），糧食大歉收，三年大饑荒。有科學專家自行其是（像李文亮），介入決策，研究發現麻雀的糧食僅約一半是種植穀物，滅絕後其他害蟲沒天敵，農作物失收的損失更大。研究層層上報到毛澤東，他批示「麻雀不打了」，宣布「全面權衡利弊、寧可遭受糧食損失也要容忍麻雀」，「四害」改為「老鼠、蟑螂、蒼蠅、蚊子」。6年後的文革，出聲的科學家慘遭逼害。
「極左」把事態推向極端 禍己禍人
中共立國當權70年來，屢次「極左」政治運動，是一種「簡單二分、機械極端、自陷反面」的思維與邏輯通病。「極左」是「形左（積極進步）實右（積極倒退）」，見諸政治和非政治的自然科學。「除四害」是經典例子。
簡單來說，「極左」是「肉身膨脹、心腦發燒」，思想、政策或行動單從主觀願望和意志出發，不尊重、超越事物客觀性；一切置之度外，只知必勝、不可能失敗，不講務實策略、專唱「不可撼動」神聖目標任務，粗暴片面二分（唯正面或唯反面）直線無限推進；出問題、遇阻力不會內省反思是否自己脫離現實和有違客觀規律，只機械本能反應加大力度和提高調子，不斷加碼升級擴大和極端化，上綱上線祭出原則底線理論核心價值，甚而公器私用，挹注更多資源和權力把事態推向極端再極端，走向反面，禍己禍人。
「除四害」、大躍進和文革的「簡單敵我正反二分法、集體主義機械化狂飈」的思維方式、邏輯鏈和世界觀，是中共1949年前成功奪權的多種戰略的一種。1949年當權執政後，這種思維和邏輯、組織和行動變質為「失誤模式」和「災難模式」。
毛對港「長期利用」 鄧「拆、學、抄、仿、造」
現代化是社會以一種大眾「個體本位自由多元均衡秩序」（Individual-based Liberalism and Pluralism-Equilibrium Order, IBLPEO）部分取代「前現代」神仙教宗皇帝那種「領袖統裁集體單元均衡秩序」（Dictator-oriented Collectivism and Monism-Equilibrium Order, DOCMEO）。
百多年來，香港以「英式現代IBLPEO為主導、中國傳統DOCMEO為腹地」的混合模式，產生5000年中國第一個以「個體人」為基礎的完（類現代）整社會。毛澤東對內瘋狂、對香港卻「全面權衡利弊，寧可遭受損失（西方資本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夾擊），也要容忍香港、長期利用香港」。鄧小平在英方逼談九七問題壓力下，更進一步，不單利用，而是收回來「拆、學、抄、仿、造」香港。若論「九七問題、一國兩制」初心，就是「寧可遭受損失，也要容忍香港，學造香港，與現代世界接軌」。
六四後「唯我為主」 逼香港轉轍到中國軌道
八九六四後中國大轉轍，嚴防西方和平演變亡我，已不打算和（西方主導）現代世界接軌，而是「以我為主」和「唯我為主」，要走自己的路、建自己的軌道和星系，逼香港由現代世界軌道和星系轉轍到中國軌道和星系。
香港較接近現代文明的中產專業和文教媒介及知識分子等「意識精英」被定性為「逢中必反、反中亂港」的「非我族類」，分成幾種親疏等級及待遇。他們不能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允諾的那樣「做一個人、以一個獨立自重自由人」參與港人治港，「香港一元」不能完整運作。中國公私關係欽點和「捐官」的治港班子「劣幣驅逐良幣」，荒腔走板、出乖露相，卻又招搖過市、糟蹋「香港一元」。基本法45條的雙普選一拖再拖、23條立法一逼再逼，2014年政制白皮書等於50年內沒有雙普選，2016年中國自行釋法規定香港立法會選舉法例，逼香港法庭選前和選後取消（候選及獲選）資格（DQ）。
如今索性宣稱「基本法22條不管兩辦、兩辦管香港」，莫談「港事港辦」，只講「港事中辦」。香港多元生態中展現「香港一元」的十來位抗爭者，三四十年來一直守護「香港一制」，如今被「一網」打盡。中國把香港「澳門化」，思維和邏輯一如當年「除四害」。
「文明之爭」可由壞變好 也可由好變壞
三四十年前，我在香港和大陸對三數十位黨政官學及智囊（包括陳佐洱、魯平、張浚生、李儲文等）說：一、你們完全低估香港，香港百多年「允執厥中」處理古今中外矛盾，已自成一種「文明」，人類歷史罕見；「香港一元」接駁上西方IBLPEO和Westphalian system（西伐利亞體系）國際秩序，內內外外可以給中國從未遇過的「文明挑戰和考驗」。二、你們天朝心態絕不會、不能想像香港會給中國什麼「文明挑戰和考驗」，可能連續犯下「視為天大笑話and／or侮辱」的錯誤，幾年間仍無知不覺；更因香港的出身（鴉片戰爭國難國恥）和個體自由多元開放人文生態，處處層層「忤逆」中國，中國動輒視為「大不敬」、忍不了那麼多，50年內會撕破臉皮。三、「香港問題」是「文明碰頭」問題和「中港問題」，可能變「文明之爭」；「文明之爭」不一定是壞事，也可以壞事變好事；如處理好，「一國兩制」中國可以通過香港走向現代文明，但好事也可以變壞事，中國可能清除「香港（孽種）文明」。
他們可能暗笑我「大香港主義」浮誇作大，太抬舉香港，不外井底蛙自吹自擂自戀自蔽自閉。我告訴他們，中國古文明融入現代世界，是極複雜、細緻敏感和凶險，不知要多少代（所以鄧小平說「50年」不變），最大的危險是簡單粗暴「極左」，處處自欺欺人（德國和日本試過）；客觀上，香港蘊含現代文明先進性，應是中國向香港看齊，有問題「只有中國問題、沒有香港問題」。我說「你們怎可能這樣想、這樣認！？不論你們自認思想多解放，也忍受不了香港（人）的文明生態，以及個體獨立自由自主的異議異端」。
他們說，不必擔心，經歷大躍進和文革，喪失幾十年、幾代人，我們會拚命追趕，不會走回頭路。我說中國必須有開放改革起初三五年那種對文革的幡然徹悟，只是這樣還不足搞好「一國兩制」；決心意志願望必須有知識為基礎，大陸百計的「香港學研究所」出不了所需的知識。
中國糟蹋融入現代世界的黃金機會
1967年前百多年，香港人從來自認「中國人」（多種自己定義）。文革餘波震撼香港的六七「左派暴動」逼香港疏離「中國」，轉向香港主體本位性質的「地方／本地／本土／港人意識and／or身分認同」。九七問題、八九六四及1990年代中英政制爭拗，以至九六臨立會到2003年、2014年、2016年、2019年、2020年，都是「香港一元」的自然運作，每次中國傾黨政軍國之力，用盡一切老革命（新）舊方法，策略上極度剛柔軟硬進退交替，但萬變不離「極左」原則底線，戰線和戰場愈來愈多，戰壕愈來愈深愈長，近年「極左」逼出「港獨」，竟成為泱泱大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中共自詡1949年後10年把全國全民馴服，香港（人）40年卻仍是「冥頑不靈」，愈走愈遠；中國上上下下勃怒、害怕、焦慮，忍不住，不忍了。
九七香港問題本來是200年來中國融入現代世界、展現「可親醒獅」的黃金機會，但中共脫不了第一二代革命者的中式「只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下治天下」通病和唯物史觀戰爭和辯證鬥爭的西式通病，一步步糟蹋這黃金機會。
作者是香港學（Hongkongology）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