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以3群香港人為起點。
3群香港人
先說一些現在被視為政權眼中釘的政壇人物。李柱銘曾經是《基本法》草委，他早期參選立法會法律界議席時（曾與烈顯倫競逐），曾被他當年的對手批評「親中」。陳方安生曾願意向北京示好到一個在回歸前會拒絕英國政府授勳的地步。已故的李鵬飛根本就曾經是建制派核心政客。戴耀廷曾經是會被政府招攬去為公務員提供行政法培訓課程的溫和學者，而陳健民更是被政權視為寵兒的開明派人士。梁家傑起初參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時曾被視為與北京關係良好的候選人。楊岳橋曾對內地感情深厚到會去北大深造。郭榮鏗多年來被視為與建制派、政權「有偈傾」的溫和人士。
第二群是香港的中年中產人士。自反修例風波掀起了以來，不時聽到身邊「黃絲」中產朋友考慮移民。有趣的是，他們不少都在積極考慮移民去新加坡。我當然就會問他們，為何會考慮一個自由、人權都算不上是比香港好的地方？他們的答案基本上就是，新加坡好像以前港英殖民地那樣，只要你不理政治，政治是不會來找你的。反觀，這群朋友們會認為現在的香港已變到就算你不理政治，政治都仍會在社區、工作、教育、生活不斷地干預與滲透。當然，新加坡根本就未必真的像這群朋友想像那樣情况，但他們的想法其實都是在反映一種憧憬。
最後一群就是我這4、5年來認識或至少有機會聽過他們心聲的年輕人。他們當然大多是對政權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有反感。但直到上年的反修例風波前，無論他們在香港本身的思維是有那麼「黃」，甚至「本土」也好，他們大多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見得是對內地有那麼大的抗拒。他們會去廣東省消遣、購物，亦會走遍神州大地旅遊。他們會追捧內地的電視劇、歌手、作家、藝術家。工作上，如果一些被公認為較大或較有質素的內地城市提供工資、待遇吸引的工作機會，他們不少都是會考慮的。這群年輕人深知，去內地消遣、旅遊、工作會表示他們要調整言論、生活模式，但只要他們在香港境內時還可以暢所欲言、行動自由就可以了。
這幾群人究竟是在反映着什麼？
首先，香港人普遍對內地、對政權並不是前設性地抗拒的。縱使不少香港人對政權在內地的某些處事方式是有某程度上的保留，他們的起點總是，只要政權不打擾到他們在香港的生活模式，他們其實是願意接受政權，甚至與政權維持良好互動關係的。
第二，在接受政權及與其維持關係的過程中，香港人的起點多年來都是，無論他們身在香港時對政權有什麼批評也好，他們都仍會接受、尊重內地有其不同法制、不同規則的現實。他們去到內地時自然就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不做和不說任何有可能在內地會被視為有爭議的東西和說話。
第三，香港人普遍都重視與珍惜任何經濟機遇，源自內地的也不例外。否則，香港就不會有多年來願意與政權溝通的代表不同精英階層的政壇人士、近期以經濟掛帥寧願考慮移民新加坡而不是更「民主」地方的中產，和直到近期都仍有言論上批評內地但生活上仍會與內地融合的年輕人。
問題關鍵：讓港人保留生活方式否
其實，從一個管治的角度，香港人是一群很容易去處理的人。他們務實、看重經濟與物質、基本上願意接受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政權，甚至與這政權溝通與合作。香港人雖然表面上政治口號眾多，但骨子裏的訴求只有一個，就是不要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其他額外訴求只是錦上添花，甚至是空談。
奈何，這一切都變了，為何會這樣？外部勢力策動？這個解釋太好笑，外部勢力只會雷聲大雨點小那樣遺棄香港人，而這說法更小看了無數在過去一年來買少一個手袋、去少一次日本旅遊來支持反修例運動的中產。反對派煽動？不少採訪這運動的記者都曾向我確認，前線示威者連黃之鋒等輩都不看在眼內，遑論被視為畏首畏尾的傳統民主派。
說到底，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政權是否願意讓香港人保留他們的生活方式。只要政權願意，務實的香港人假以時日必定會重拾合作心態。可惜，在這一刻，渴望政權會允許，或許已是太天真了。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