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街之時，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應無懸念。由4月13日以降，北京兩辦輪流開火開始，大抵為了今次「港版國安法」鋪設了一個「香港情勢相當嚴峻，北京不得不出手」的處境。「港版國安法」的決定，是其中一個利用法律改造香港的里程碑。
過往，部分中國情勢觀察家一直有講，九七之後，北京對港一直採取相對容忍的情勢，亦希望香港政府及社會，自己「搞掂」北京交付的任務，但如果情勢丕變，北京就有需要親自落場收拾局勢。今次恰恰就是北京「發惡」的原因：因為北京覺得，任由香港社會這樣走下去，單單換特首換局長也解決不了問題，有需要用強力的手法，處理香港的政治矛盾。一俟政治形勢穩定之後，香港才有能力處理民生及社會矛盾。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再造工程。
不過，這次社會再造工程，卻是由一個法律決定來開動，對於香港人來說，是相當陌生，但對中國的法律制度而言，由法律來推動社會改革，是一個相當熟練的法律操作。自清末法律改革以來，中國法律現代化的進展，存在兩個主要發展軌迹。其一，是利用法律來推動政治改造，作為反映主權意志的工具。這一點，「港版國安法」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近日本報評論版，部分熟悉中國法律學者的文章，反映的就是這個觀點。
比較少講的，就是法律作為推動社會改造工程的工具問題。自清末法律改革開始，中國為趕上法律現代化的列車，各種經濟及社會層面的社會習慣，都需要現代化，以追上世界先進水平，以至領導世界。因此，有些社會改革者認為，要推動社會變革，利用教育潛移默化、利用社會團體的行動來喚醒市民，可能最終會達到移風易俗的效果，但速度太慢了。最快的方法，應是由法律入手，利用法律作為工具，透過立法方式，由上而下開啟一場社會變革，再由社會團體及教育輔助推動，以達至最終的改造社會的效果。而且，由「修改法律」開始，所有變革依法進行，總比用政治運動來搞，表面上文明得多。
以「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為例，在1949年前，中華民國政府在1931年的民法，已經訂下了「一夫一妻」的原則，但是「妾」作為家庭成員的一部分，根據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下，仍然取得贍養費等權利，而且社會上仍有不少賢達大搖大擺地納妾。1949年後，中國政府為了推動男女平等，1950年訂立《婚姻法》，明確規定一夫一妻制，廢除納妾制度。之後就有一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推動一夫一妻制度。
一或反抗 一或接受「新生活」
所以，「港版國安法」的主要作用，除了是政治鎮壓之外，亦是一個社會的再造工程。1997年後，北京對港政策的其中一個主要政策，是要做到所謂「民心歸順」，即是部分泛民人士提出的「民心回歸」。九七之後，北京大抵用相對懷柔的方法來處理，經濟上融入整個國家的發展大局，社會上推動更多的人員交流，金融上作出更大的整合，但這些懷柔政策，成效不彰，更沒有想像中的做到民心「歸順」的效果。
「港版國安法」先在政治上分清敵我，再在社會上啟動一個重要的製造工程，即是在高壓法律下，政府行動之下，利用法律這個工具，加速「民心歸順」，加快製造「順民」的一場社會工程，令香港人一或反抗，一或接受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新生活。
可以預期，一俟「港版國安法」階段性完成之後，下一階段就要在法律上，由上而下，從根本上扭轉一直以來困擾香港的種種社會問題，例如地產霸權、貧富懸殊等問題。問題是，香港人準備好這場社會大變革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