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向立法會申請54億元撥款予海洋公園，我較早前在南區區議會上已表達過注資的風險和公園發展模式的弊病。在此進一步和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海洋公園失敗的因由
在我們探討應否向海洋公園注資之先，必須了解他們負債的成因。就此，我歸納出3個令海洋公園步向財困的因由：（1）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客源；（2）管理層對未來財政的錯判；（3）本地客源對公園的負面印象。
海洋公園現在面對的財政難關，正是香港經濟狀况的現實縮影。政府在2003年推出了CEPA安排，如個人遊等計劃，香港企業很容易就能受惠源於中國旅客的資金流入。海洋公園也不例外，他們的商業模式過度側重於中國旅客，此單一的資金來源除未能有效分散風險外，長遠更可能會使企業財政出現赤字。此等一成不變的經營態度和缺乏多樣化的收入來源而種下的惡果，就在近幾年慢慢浮現。
就海洋公園而言，管理層寧願與其他中國城市競爭低增值力遊客，沒有充分利用香港在國際的知名度，吸引一些國外更有消費力的遊客入場。當盛智文仍是海洋公園主席時，董事局錯判了未來的經濟狀况，認為公司能依靠個人遊政策就可讓公園可持續發展。此等過度樂觀的預測，導致他們作出了過於急進的擴展決定。從2006年起，海洋公園開始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貸進行擴展，需要償還的債項和利息亦日益上升，近來更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况。此外，管理層也忽略了非流動資產的折舊成本，近年的折舊和撇銷款項更超越了經營盈餘，反映海洋公園根本無力償還債務並繼續正常經營。
許多港人對海洋公園的印象就是園內充斥着無數的大陸旅行團，這樣的負面形象使本地客源對入園遊玩為之卻步。同時，園內缺乏創新的主題和機動遊戲，降低了對外國客的吸引力，公園近日的入場人數和收入更停滯不前。而且，近來香港更出現了去全球化的思潮，反對跨境旅遊只是其一例子，出現此情况或許是因為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基層市民無法受惠於全球化的經濟成果，並加深港人對海洋公園的反感。
政府當年錯誤的政策，只短視地着眼於中國旅客會為企業帶來的資金，忽視了市場長遠對大陸客源的過度依賴和隨之而來對民生的影響。除了導致海洋公園的形象受損，讓他們陷於一個失敗的商業模式，更讓港人對政府施政有更大的疑問。
業務改革及批准援助的條件
海洋公園若希望取得撥款繼續營運，就必須滿足幾個不可或缺的條件。首先，管理層要保證他們會改變現行的商業模式，吸引更多不同地區和消費層的遊客，避免再過分依賴中國旅客為單一客源。他們亦需構思新的營銷策略，將品牌重塑，改變港人對公園的負面印象。革新以往側重為中國旅客服務的觀念，轉以本地和國外遊客為目標客戶。
旅遊業很易受外在環境影響，如海洋公園能提高本地客源至55%，新增的本地客源就能在應對多變的外部因素時，為財政充當緩衝和自動穩定機制。事實上，本地遊客佔入園總人數百分比在近季出現雙位數增長，如缺乏了本地客源的支持，公園的財政赤字可能會更為嚴重。此外，東盟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也是擴闊客源的好渠道。公園先前的擴張計劃（SRP），着眼於發掘高消費力和高增值力遊客，亦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第二，政府應考慮修改《海洋公園條例》，使公園成為自負盈虧的公司，部分利潤必須用於保護海洋生態，政府則可在出現赤字時，調撥款項支持有關項目。當然，公園仍需以港人為先。如果海洋公園保持目前的結構，一直依靠政府的借貸和撥款，管理層將繼續缺乏利潤最大化的動力，導致他們一再作出錯誤的商業判斷。
建制派以及前任行政長官近來對海洋公園發表的言論邏輯思維不一，更缺乏基本的經濟學基礎。海洋公園是南區重點的經濟體，園內更維持着多達4000名員工（包括全職和兼職）的生計。若如梁先生所言，輕易放棄海洋公園的話，許多人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尤其全球經濟正進入衰退階段，代表香港的失業率可能仍未見頂。如公園可繼續營運，就能繼續支撐當區的供應鏈和讓鄰近的企業受惠，管理層亦應優先考慮南區居民的就業機會，與當區建立更深入的連繫。
因此，如海洋公園希望撥款通過，必須先滿足以上條件。將原先以中國為重心市場轉為更具國際視野、更具前瞻性的營商策略，就能展示出香港企業（或其他國際經濟體）是有能力與中國市場脫鈎。這將會印證政府於2003年推出的多項與中國靠攏的經濟措施（包括CEPA中的個人遊）是錯誤、失敗和短視的。因此，如我們能從海洋公園開始，重整現行畸形的經濟結構，將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本重新調配到更有生產力的行業，可擺脫單靠中國旅客支撐市場的枷鎖。
作者是南區區議會海怡西選區議員、前匯豐環球市場大中華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