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坊間幾份民調結果顯示，多數市民對政府控疫工作表現不滿，但相較類似經濟體，甚至更為先進的地區，無論以確診或死亡個案作指標，或是散播規模速度作指標，香港沒出現社區疫情大規模散播同時，尚能維持社會生活一定自由，揭示政府控疫工作儘管仍有大量改善空間，但平心而論不是一無是處。或者，疫情爆發之初反應未夠迅速，防疫欠佳，但之後的工作尚算不過不失。
社會有意見認為，香港疫情之所以沒有失控，主要是因市民對政府控疫工作不滿，於是轉為個人透過做足自身防護工作，例如戴口罩、注意個人衛生等自救防疫。甚至有意見認為，當前香港疫情沒大爆發，主要是市民自救的成果，而不是因為政府處理得宜。
從坊間一些民調結果看，這種「民間自救說」頗有市場。假設這種說法成立，不妨推論，個人防護準備愈充分，個人對政府的控制疫情工作評價應當愈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今年3月（即第二波疫情轉烈時）完成的一項有518名18歲或以上市民參與、關於新冠疫情的電話訪問調查數據，或可提供一個驗證「民間自救說」的機會。
「民間自救說」不成立
電話訪問將個人面對新冠疫情時可做的防護工作分為兩部分：一是個人衛生習慣，包括是否經常「外出時戴口罩」、是否經常「用梘液或酒精搓手液洗手」、是否經常「用消毒物品清潔家居」。二是節制個人行為，包括是否減少「出外吃飯的次數」、是否減少「與親戚朋友聚會」、是否減少「逛街購物」、是否減少「郊遊行山」。如果受訪市民在個人衛生習慣上經常採取以上防護措施，並節制外出或社會交往，個人防護工作應視為較充分。
將上述有否實施個人防疫措施的二分變項合併後可得個人防護充分程度的指標，愈多採用注意個人衛生的措施或愈減少外出或社交活動者指標得分會愈高。政府控疫表現則由受訪者從整體主觀評價，選項由低到高包括「非常不好」、「頗不好」、「頗好」和「非常好」。本次調查發現60.5%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控疫表現「頗不好」或「非常不好」，認為「頗好」或「非常好」比例為25.5%，另有約14%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不放入進一步分析之內。比例與同期類似民調結果相若，多數受訪市民不滿意政府的控疫工作表現。
按照「民間自救說」，個人對政府控疫工作不滿是個人加強防護的原因，以現有數據難證因果，那麼不妨觀察是否存在個人防護愈充分，對政府控疫工作愈不滿意的前提關係。僅觀察個人防護充分程度與對政府控疫工作評價的二元關係，確能發現這種情况。但以對政府控疫工作的評價為結果，採用線性回歸分析模型，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政治傾向一致的條件下，則會發現個人防護充分程度與個人對政府控疫工作滿意程度之間，並無統計上的顯著關係。換言之，無論個人對政府控疫工作評價如何，都會做好防護工作，說明「民間自救說」並不成立。
既然受訪市民對政府控疫工作的看法先受個人背景影響，再觀察模型中個人因素與對政府控疫工作評價的關係，會發現教育程度和政治傾向有統計上顯著作用。中學教育程度和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受訪者，顯著比小學教育程度者更不滿政府控疫工作；自認建制派的受訪者比未表明政治傾向者對政府控疫工作評價顯著更高；自認非建制派受訪者，則比未表明政治傾向者對政府控疫工作評價顯著更低。相比教育程度對政府控疫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力，受訪市民政治傾向影響更大。
表態難以擺脫對政府施政不滿
在現時社會撕裂的大環境下，對政府控疫工作的評價，很容易流於一種直觀評估與表態，而這種表態又難以擺脫過去對政府施政極為不滿的立場。結果也可能說明，對政府控疫工作不滿意者高達六成的比例，並不反映對特區政府控疫工作的全面否定，而更大可能是對特區政府長久以來施政欠佳，未能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投射。事實上，調查亦揭示，對特區政府滿意度愈低者，統計上亦顯著地對特區政府控疫工作愈不滿意。
一般而言，控疫工作有兩條線：其一是政府主導的專業路線，由政府統籌調配各種資源，透過強制或引導的方式開展工作；其二是民間社會主動配合，自我約束，以及互幫互助。兩條線交織而行，互相支撐才能取得控疫工作的良好效果。這在世界各地控疫工作實踐中已經得到充分證明。民調分析的結果清楚表明，做好防護是個人對自身健康負責和履行社會責任的展示，並不是政治表態。香港經歷過去近一年的社會動盪和撕裂，面對突如其來且前景不明的全球疫情，可謂屋漏兼逢連夜雨，實不應再自我折騰，應如2003年抗疫時期般，更大程度發揚為己為人、上下一心抗疫的精神。一句話，在疫情面前，做足自身防護必不可少，更重要是放下政治爭拗，政府和民間攜手，共同應對。
作者郭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