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今年換屆後，運作即遭政府由政治打壓到財務打壓全方位打擊。當民選議員推動「時代革命」，有民政事務專員開會期間拉隊離場，拒絕提供秘書服務，阻止議員提出「重組警隊」的議案等，盡顯政權的不合作及打壓。政務司長回應說，區議會是為社區做實事的平台，區議員不應在此作政治表態。然而，最近以抗疫為名削減多區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故做實事也難有作為。
在這個社會政治大環境下，區議會及地區政治，究竟何去何從？或容我借用「領地的自我管理」（territorial autogestion）概念（註1），探索群眾可怎樣直接挪用社會資源，而非等待政府動靜。
意大利的「接管城市運動」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意大利發展出自主主義運動（Autonomia），名為實驗意大利（Laboratory Italy）。當時該國的空間組成聚焦在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傾向性轉移，資本從製造業向房地產業轉移，收入從工人轉移至中產階級及房地產有關利益，從內城向市郊發展。
傳統共產黨跟資本勢力的連結處處遏制抗爭，使大量工人被排斥於與資本鬥爭的主體之外，因而產生很多訴求，社會底層群眾發展了另類激進左翼運動，在去中心化及沒有層級架構的環境中，強調勞動和日常生活實踐的自我組織能力。
工人主義（Operaismo）反思任何改善勞動的條件只會加深剝削，在「婉拒工作」的前提下，強調工人對資本的反抗能力。如是者，階級組成是一個技術與政治兩成分的辯證關係。政治成分意指工人把政治意識與組織轉化成對抗動力之基礎的程度。空間組成則聚焦在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傾向性轉移。
意大利人開始重新思索「社會工廠」論點，皆因社會已被納入資本關係、工作地點與社會的分別已模糊化，以及整體社會關係已改變為生產關係。城市問題因而叢生：房屋問題嚴重、城市無止境向市郊擴展等。故關注點開始從工廠擴展至整個社會各個領域，而社會再生產整個領域亦朝着合法爭議方向開放。這時刻導致技術性及政治性的空間重組：「群體工人」改為「社教化工人」。其中強調家作為一個生產單元，而家庭主婦作為力抗資本規劃這個領域的主力軍。自主運動強調的「挪用」，是為了抵抗資本家的剝削而自行選擇生活方式，例如婉拒在工作時間為資本家勞動，將之挪用為自己的空閒時間；又或者經過衡量後少付消費及帳單金額，挪用該差額來彌補受剝削的價值。
領地的自我管理是把問題從企業移調到空間組織去，以掌握城市化問題為大眾目標。接管城市運動超越傳統的公共／私人、工作／非工作、生產／再生產等的分隔，喚起一批擁有集體管理空間潛能的興趣的人士，包括婦女、學生、工人、移民、失業者及青年。正當通脹伸延至工廠之外，社會服務又被大型私人公司所控制，以及昂貴租金肆虐，自主管理行動回應通脹及房產投機活動，方式包括租金劈價，擅佔空房及土地，自我減省房租、公共交通及事業、文娛服務費用。
總括來說，自主並非逃避現實地走向自決，而是一種內在於現存關係中對抗的政治立場。政治成分再組成是製造城市革命背後的重要關鍵。領地的自我管理強調建構社會動力的必然性，它把直接挪用社會資源放在當下，而不是等待政府的批准，分發一些資源作為我們應得的權利。
地區政治的4個方向
敝欄提議過一組認識我城的概念：統治空間vs.挪用空間。前者是促進國家／城市政府管治，壓迫的空間；而後者是民間把不同聲音組織起來，抵抗霸權的空間。區議會本是統治空間的一部分，現在受到政治及財務打壓而難以短時間內翻盤，我們的重點更應放在擴大及充實挪用空間。領地的自我管理揭示4個改革方向：
（1）解決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應為市民大眾的共同目標。本來在「土地發展體制」的蹂躪下，在「下流城市」居住生活已苦不堪言。武肺肆虐一方面導致失業及開工不足，因而打破「返工至上」及「全民就業」的神話，生產一詞的傳統理解及詮釋需更新。另一方面，家起了很大的變化。家居增加了很多功能：失業者的墩點、舒展筋骨的休閒角落、在家工作的職場、停課不停學的課室、檢疫中心、隔離營等等，使家的理解又與新的生產概念發生互動變化。故我們須轉變想法，政治成分再組成，把生活連上抗爭，把抗爭融入生活。不要再奢望抗疫基金恩賜，皆因其目的只保大財團而不保工人就業、不強迫業主減租共渡時艱。也不要將「黃色經濟圈」停留於消費領域，皆因消費與生產連在一起，而消費本身不止是「藍」「黃」政治表態那麼簡單，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公義問題。如果存在着剝削，無論是生產上涉及的勞動關係，還是再生產裏的男主外女主內關係，都應改革。
（2）面對政治及財政打壓，有心的區議員在資源受阻下，還是要另闢蹊徑。自主主義運動的啓示是：不能等候上面恩賜，而是要自己去爭取。過去實踐證明，這並非天方夜譚。反修例運動中，居民自發組織，透過社交網絡推廣，把公共通道變成「連儂牆」、在公共休憩場地及公共馬路集會及遊行示威，在購物商場合唱《願榮光歸香港》。人們甚至策劃跨區行動，交換工具及物資，共享資源。反對麗晶花園附近健康中心擬作武肺指定診所的居民大會，最初是由近30名居民圍圈討論，其後區議員參與，再在場收集聯署。在外國，美國多座城市居民因應抗疫，發起「罷交」租金的Cancel Rent行動，隨後紐約眾議員公開支持。這等例子說明民間是可以動員的，區議員應以民意認許的地位推波助瀾。
（3）讓女性更自主地批判現存體制，更安心地參與在地區層面的自我管理運動，是地區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從意大利的經驗來看，婦女自主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既然家的角色已改變了，傳統工運及社運就應重新想像社會再生產的地位。以反修例運動來說，女性一直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醫護大罷工亦靠女性醫護撐起整個運動。
（4）區議會與區議會之間有差別，因而動員的性質、內容及力度應有別。前年立法會九龍西選區補選，民主派未能在基層選區奪取高票，從聚居的城市政治維度來分析，是因為未能就不同地區的差異作相應對策（註2）。區議員應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由此理順民生問題，再把它連結到城市政治的整體性，釐清生產與再生產關係。在此順帶一提，這方面的工作性質不是資訊的問題，也不是溝通與倡議的技術問題，包括什麼社區規劃，而是明確肯定社會存在着差異這個本質問題而作出相應的自我管理做法。
註1：Gray, N. (2018) Beyo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Territorial Autogestion and the Take over the City Movement in 1970s Italy. Antipode 50, 2: 319-339.
註2：鄧永成、郭恩慈、葉鈞頌，〈空間政治：毋忘日常生活〉，《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4月1日
作者是香港批判地理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特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