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頒布30周年，立法會前議員李柱銘早前撰文，對近年來親共人士不斷強調《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是「母法」與「子法」的說法予以駁斥，指出在自己參與基本法起草期間，由始至終都沒有人或文件說明憲法與基本法的如此關係，儘管特區是根據憲法第31條而成立，但「所有與特區相關的事務，任何人包括中央和特區政府，都只能按《基本法》辦事，並不能在港行使任何《憲法》賦予而《基本法》沒有賦予的權力，亦即是《憲法》在特區是沒效用的」。
憲法在特區的適用問題及其與基本法的關係，從法理上講，有兩種代表性觀點：（1）基本法乃憲法的「一般法」即基本法律，構成了上位法和下位法，即所謂「母法與子法」的關係；（2）基本法是憲法的「特別法」，俗稱「小憲法」，具有「自足性」的憲制性法律機制，即港大法律學院榮休教授佳日思（Yash Ghai）所說的「a self-contained instrument」。該種理論事實上將憲法與基本法置於同等地位，說明憲法規範內地，基本法規範港澳。
憲法很難進入中國的司法實踐
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亦認可基本法是「特別法」的說法。2013年李先生曾在《明報》撰文，不同意中聯辦宣傳部前部長郝鐵川有關香港基本法不是「小憲法」，因為它的法律位階低於憲法的觀點。李浩然指出，如果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法是下位法，就會與上位法憲法中許多實施社會主義的條款發生衝突，造成違憲的荒謬局面。因此兩者只能是各司其職，在適用上也不該存在優先與否的考慮。筆者想跳出這個一般法vs.特別法的論證範圍，而提出另一個更加深入的問題，即：一直以來，中國憲法並未適用大陸，何以能適用香港？
憲法未曾適用大陸，指的是憲法很難進入中國的司法實踐，即鮮有憲法訴訟的案例發生，這是內地法律學者普遍認可的事實。中聯辦法律部前主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早在約20年前就撰文〈試論中國憲法可否進入訴訟〉，就發現了這個「中外法制史上的一個奇觀」：即最具權威的中國憲法「被制定出來竟不是為了進入訴訟！」，「這是我國法治的一大空白，一大缺陷」。
2001年，在山東女青年齊玉苓被人冒名入學案中，最高法院引述憲法第46條，解釋冒名者侵犯了齊玉苓的被教育權而結案。然而，這個解釋在2008年又被最高法院廢除，齊玉苓案號稱「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開創意義戛然而止。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明確表示：「憲法如果不能司法化，就是一個紙上的憲法，空的憲法。」曾任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的法學教授夏勇亦指出：「如果憲法只能作為立法的根據，不能作為司法裁判的根據……又無適當程序和機構來審查立法是否違憲並予糾正或救濟，那麼，質問憲法是不是法，便不足為怪了。」
規範意義上的憲法 在中國並不存在
如果說憲法中看不中用，在這個「空的憲法」管轄下，中國社會為何又貌似秩序井然呢？2015年我曾在明報撰文〈中國得病 香港吃藥〉，引述了北大法學院教授、中聯辦前官員陳端洪對此的回答。陳教授承認中國憲法由於不能司法適用，成了一個「瘸子」，陳教授說：「在旁人看來，拐杖是個問題，這是個外部觀點，從瘸子來說，拐杖非但不是問題，而且是幫手。」這個拐杖，就是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民主集中制等政治手段。
另一位曾任職香港中聯辦的北大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解釋得更加直接，針對很多學者質疑中國憲法文本是「裝潢門面」，甚至批評中國是「有憲法而無憲政」，強教授的回答是，中國憲法實際上「不享有最高法律的權威地位」，在「成文憲法」之外發揮更重要效用的還有「不成文憲法」，即以中共《黨章》為核心的一系列規則和慣例，構成了中國的「隱秘的憲法」甚至是「真正的憲法」，支撐着新中國幾十年來的政治運作和社會治理。
由此可見，規範意義上的憲法在中國並不存在。憲法規範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價值規範，即憲法是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機制，法國《人權宣言》明確宣布，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二是形式規範，根據著名法哲學家朗．富勒（Lon L. Fuller）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的闡釋，法律在形式上必須具備八大規範，其中包括普適性（generality）、明晰性（clarity）即可解釋性、穩定性（constancy）即確定性等。
威不可測的權力「隱者」
顯然，中共操控的「憲法」價值規範是顛倒的。在內地對罪犯的判決，常會有「剝奪政治權利N年」的判辭，荒唐的現實則是，那些在憲法中黑字白紙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權利，又何曾被非罪犯的所有公民行使過呢？不能行使的權利談何「剝奪」？在香港，推行所謂憲政新秩序下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要限制的是公民權利，要保障的是政府權力，與憲法的價值規範背道而馳。
形式規範也是錯亂的。中共黨章及其衍生的「潛規則」，並不具備法律的普適性（比如官場上的「選擇性反貪反腐」），也缺乏明晰性（不可訴，不可辯，只能由上級一錘定音，自由裁量權可以恣意妄為），更無穩定性（強教授2015年撰文稱讚中共領導體制符合「代際更替的憲法慣例」，沒想到3年後就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任職限期）。看看大陸黨內外異見人士的失蹤被拘和不公開審判、互聯網上不可申訴理由的資訊封堵，看看香港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鄭文傑事件，就會明白所謂「隱秘的憲法」，其實就是黑箱操作，與中國2000年專制手段「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一脈相承。在這種體制下，立法機關人大不過是中共的政治工具（橡皮圖章），所以港人對缺乏清晰緣由和論辯過程的人大釋法，始終心存恐懼，擔心潛伏在「釋法」黑箱中的那隻政治猛獸隨時撲出。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稱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為「隱者」，當中共這個權力「隱者」披着「憲法」的外衣，以「全面管治權」的名義統治香港的時候，將會是怎樣的局面？王振民教授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舉辦的「維護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專題座談會回答了這個問題：「無非中央直接接管香港，在香港實行內地法律和社會主義制度！但對香港所有市民、對所有持份者，這是滅頂之災，是百分之百、毁滅性的損失。」憲法適不適用香港，因此變成了另一個殘酷的問題：香港能否承受這樣的「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