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涉及金額達到1375億元，其中800億元用來補貼僱員薪金，特首形容這次政府行動「史無前例」。在香港勞工福利史上，政府補貼僱員薪金，確實史無前例，與政府一貫以來實行的福利政策也有矛盾。不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先後推出「保就業」措施，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僱員薪金，連一向強調「自力更生」的新加坡，也為了避免企業倒閉和失業率飈升，推出補貼僱員工資。所以，特首的史無前例，用在香港也算適合，世界上卻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
應對疫情 多國補貼員工薪金
香港的疫情能否在夏季結束，連傳染病學專家也不樂觀，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市民生活要回復正常，看來仍要等候一段長時間，若然學生能夠在5月陸續返回學校，家長應該感到高興。市民現在最擔心的，是經濟下滑後，多少店舖和企業會倒閉？多少打工仔會失去飯碗？而今次政府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可見政府也怕失業率不斷飈升，到時才推出救亡措施，實在太遲了！况且，今年9月立法會將進行換屆選舉，政府在推行防疫抗疫措施時也不無考慮。
無論政府背後有什麼想法，這次政府在短短兩個月內，接二連三推出近3000億元的民生補救措施，總算贏得市民的讚許，對提升特首和官員的民望，也應有一定裨益。這樣，政府這次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又能否達到「撐企業、保就業」的效果？在構思上，政府又是否真的拋棄過往理財的原則，史無前例地為了保住工人的飯碗，不惜做了一些有違自己信念的舉動？經過一番思量，筆者發覺，政府這次推出的一連串補救措施，金額雖然龐大，背後的理念卻非無迹可尋，與政府一貫的做法其實也沒有違背；不過，正因如此，措施能夠發揮的效果明顯受制，而打工仔得益的程度也打了折扣。
政府仍只針對性提供援助
第二輪防疫抗疫措施中，最受關注的，是政府將會動用800億元為僱主提供薪金補貼。一向以來，政府向市民提供援助的方式，大致可用「剩餘模式」（Residual Model）來形容，就是市民必須憑一己之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和需要，自己解決不了，應先尋求親友的協助，最後政府才會伸出援手；換言之，政府只應針對性地協助那些最無力自救的市民（Help for those least able to help themselves）。回歸後，雖然《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有享用社會福利的權利，但負責決策的官員，想的看來仍是舊有的一套，也就是政府能夠運用的資源並不是無窮無盡（not unlimited），而政府既不能滿足全部市民的要求，唯一的辦法是訂立緩急次序，首先協助那些最有需要的市民，絕對不能「一刀切」地為全部市民提供援助。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政府為了紓解民困，開始時採取的策略，還是離不開「針對性」的思維，所以第一輪設立的防疫抗疫基金，受助的是疫情爆發後最受打擊的零售業。到政府限制市民聚集，市面變得冷清，受影響的行業不斷增加，政府在第二輪基金中，於是用上210億援助其他受挫或被勒令關閉的行業。這種提供援助的辦法，政府承認難免「有所遺漏」，但給市民的印象是：只要誰大聲叫苦，誰就可得援助，看不到政府的準則。為什麼政府不參考日本的做法，補助較去年同期營業額減少一半以上的中小企？
領取工資補貼權由僱主話事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中，爭議最大的還是政府補貼員工薪金的方法。措施公布後，勞工團體即時的回應是：僱主拿了補貼，如果同時削減僱員的工資，政府豈不變相代支部分，甚至是工人全部的薪金？政府的答覆是：這樣總好過工人被炒，勞福局長也說很難做到「滴水不漏」。政府這次願意補貼工人的薪金，雖然為期6個月，但總算打破過往的慣例，或許這正是特首所指的史無前例；不過，在打破慣例之餘，措施還是要避免「全民」的做法，所以不會如新加坡一樣，向全部年滿21歲或以上國民派發現金補助。政府可能辯說：這樣做是為了打工仔「有糧出」。但補貼僱主支付薪金，是把領取補貼的決定權交給僱主，如果僱主最終還是結束營業，僱員豈非一無所得，一分錢援助也拿不到！換言之，政府補貼僱主支付薪金，只會造成僱員受制於僱主，能否得到補貼，僱員無法話事，說得通俗一點，是任人宰割。
以目前的情况來看，中小企的老闆會否經營下去，還是要看疫情會否拖延更長的時間，至於政府補貼僱主支付薪金，應只是僱主考慮因素之一。這樣，政府可否直接援助僱員？政府的解釋是技術上做不到，但強積金成立已有20年，僱員透過強積金繳交供款，為什麼不可透過強積金收取補貼？看來最大的障礙，還是官員那種抗拒「全民福利」的思維，所以就算不同政見的工會要求成立失業援助金，政府只願意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限額，情願有工作能力的市民去申請綜援。但失業援助金與綜援是兩碼子事，各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叫受疫情影響的工人去倚靠綜援，除了無法幫助他們重返就業市場外，對被解僱的工人，根本就是羞辱。
「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仍然作祟
去年中，筆者曾在這欄呼籲政府放棄「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方式，原因是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已不一樣，政府再不能如以往任由市民「自生自滅」，更不應相信市場無形之手可以滿足市民的需要；今時今日，香港很多民生問題，政府若不插手，根本就無法解決，例如市民的住屋困難，花上薪金的一半卻換來「家不成家」的居所，結果民怨愈積愈深，成為社會的深層次問題。
這次政府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再一次顯示，「大市場、小政府」的思維仍在作祟：所以，補救措施仍是短暫的、針對性的、見步行步的，欠缺公允和透明度，沒有顧及受助市民的感受。結果，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做老闆的反應是工資補貼「有好過冇」，打工仔覺得補貼只益了僱主，失業的仍是前路茫茫，市民不覺得自己有「着數」。筆者想指出的是，若然政府仍然沿用這種「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思維，不但無法應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的危機，要徹底地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更是緣木求魚。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