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報》「聞風筆動」專欄透露，礙於現時疫情嚴峻，中學文憑試（DSE）能在4月尾開考存在變數，教育局因而正就不同後備方案諮詢業界，包括延遲開考，甚至取消文憑試。筆者明白，現時社會以至全球均優先考慮公共衛生安全，但亦不能忽略個別群組的特殊需要。對本屆文憑試考生而言，2020年DSE，是他們奮鬥苦學兩年多，才走到的升學關口；對矢志入讀心儀學系的考生而言，哪怕只是相差一兩分，也足以把他們拒之門外，以致前功盡廢。取消文憑試，然後用各種數學統計模型估算考生成績，無疑是行政上最方便、公共衛生風險最低的做法，但如果代價是否定考生及老師在這兩年多的努力，以至破壞香港升學傳統的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有關當局必須權衡輕重，作出更宏觀長遠的決定。
香港公開試的優良傳統
考評局由1978年起舉辦會考，兩年後再首辦高考，到今日轉型為文憑試，已有逾40年歷史，報考人數約500萬，可說是香港人集體回憶。香港的公開試資歷，一直備受本地及海外認可，不少海外知名學府也信賴考評局頒授成績作收生指標。這種種功績，必須歸因於考評局人員多年來客觀、嚴謹、公正的擬卷閱卷程序，為香港教育制度把守最後一道大門。當外國不少公開試都基於各種原因愈趨「鬆手」，讓考生輕鬆取得高分，考評局仍堅持「手持玉尺，丈量人才」原則，確保每一等級的代表性，頒予考生應得成績，讓本地大專院校有信心完全依賴其機制決定收生，減低出身背景階級網絡等不公平因素的影響。在機制行之有效並進入第五個十年下，貿然取消將會打開極壞先例。
現行考評機制無可取代
新高中學制為減低考生壓力，較舊制會考高考加強了校本評核，原意是引入外國的持續性評估模式。但在推行10年後，文憑試的校本評核礙於種種原因早已名存實亡，除了不少學科根本不設或逐漸取消校本評核，其所佔分數比例之低亦被批評為不符成本效益，導致舊制「一試定生死」的缺陷仍遺留在文憑試中。若取消文憑試，單憑校本評核成績，根本不可能準確判斷考生所應獲的等級評分。即使有指考評局可一併參考考生的模擬試分數及所屬學校歷屆公開試表現，以準確估算其文憑試成績，但事實上，考評局的估分機制依賴同屆同校考生成績作估算基礎，而本年度因疫情關係，不少校內模擬試都未能開始或完成，根本不存在科學估算基礎，更不消提以學校歷屆文憑試成績估算今屆學生分數，將使出身背景嚴重影響最終成績，對非名校學生尤其不公平。何况在臨考前發力突飛猛進的考生比比皆是，在未經知會下以他們較早期成績估算文憑試成績，絕對有違公開公正原則。還望有關當局從這次疫情汲取教訓，重新定位校本評核在升學中的角色，避免下一次危機。
IB與文憑試難相提並論
由於國際文憑預科課程（IB）及普通教育文憑（GCE）等知名公開試均已宣布取消香港考試，坊間流傳一種想法，認為文憑試也可依樣葫蘆取消。但這種想法，無疑忽略了文憑試在分配本地升學資源上的獨特功能。由於本地大學沒有獨立的評估機制招生，普遍依賴考評局提供的成績作決定，在分配每年約1.3萬個聯招八大學位上，文憑試成績是唯一且必要方法。相對於IB的機制較重視校本評核等持續性評估，且GCE則有如當年香港會考，甚至不是大學錄取的重要考量，DSE無論在影響人數或決定性上，根本不是跟其他公開試在同一層次。沒有IB或GCE，本地大學尚且可透過面試推薦等方法決定少數的聯招學位，若取消文憑試，本地大學不可能逐一面試4萬多學生決定取錄與否。考慮到各院校獨立開考的可行性之低，當局取消文憑試，無異於製造本地升學懸崖，絕對不應是優先考慮方案。
公義遠比及時升學重要
假設4月尾未能如期開考，當局將面臨延遲開考或取消的抉擇。但考慮到開考跟開學存先後關係，學校空間及評卷人手在開學前及開考期間其實一直充裕，若非遷就大專院校招收一年級生，根本不存在暑假前開考的迫切性。在資源充裕的前提下，大專院校亦不必在9月甚至2020年內招收一年級生，甚至大可參考本學期模式安排其他年級下學年的運作。何况在2012年雙學制時期，考評局及大專院校已累積同時照顧兩屆考生或一年級生的經驗，因此本屆文憑試考生因疫情關係要延遲一個學期甚至學年入學，未嘗不是可行做法。
教育局若盡早諮詢專家對本年疫情研判，為考生定下開考時間表及路線圖，疏解他們現時焦慮不安的情緒，讓他們調整考試策略，延遲開考將比直接取消更獲人心。筆者相信香港人不難明白，百年一遇疫情下，總難免對學業有所耽誤，但如果只是為求行政方便而破壞公平制度，枉費師生心血，該受問責追究的，將會是在大時代下錯判形勢的高官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