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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恐懼與理性(文:王慧麟) (09:00)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蔓延全球。意大利、法國、西班牙成為重災區,英國政府的回應,着實令人吃驚。這次疫情考驗的,就是各國公共政策,對這類大規模疫症的處理及回應。

「恐懼」變成風險管理

近代社會理論有一個顯學,就是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即是一個國家如何管理及控制風險。但是,「風險」的誕生,卻是源於「恐懼」。「恐懼」是一個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及反應。人類面對生命的威脅,就會感到恐懼。人們面對不能預知的情况,也會感到恐懼。所以,幾千年來人類的發展,與管控「恐懼」分不開:面對猛獸的攻擊,人類要發展武器;面對狂風大雨的威脅,人們要學習在山洞居住等。

科學的發展,是要告訴平民百姓:在理性及科學的態度下,其實「恐懼」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管控的。方法就是利用科學的理性,例如數據等,讓一般人覺得,在科學分析之下,雖然某些天災人禍下,生命會受到威脅,但機會率就比較低。又或者,在科學分析下,某些天災人禍的機會率比較高,市民大眾應該有防範的措施。100多年來的科學主義下,「恐懼」原來可以理性化,可以數據化,也可以將其「風險」化。「恐懼」變成風險管理,變成了一堆數學模型。恐懼不再是人類的本能反應,而是變成可防可控可量化的「風險」。而且,「風險」是可以計算的,可以用保險來防避,兼且保險還可以是金融化產品,可以炒賣的。假如有一天,你不幸因為天災人禍而有損傷,保險是有得賠的。

這些管控「風險」的專家,幾十年來都說,日防夜防,當然總會有些讓人感到意外的極端事情發生(即是法律上所謂的「不可抗力」),但是,絕大部分的意外情况,都是可以預知的。可以預知即是代表可以管控。預計不到的意外,則有保險包底。100多年來,大部分人其實都相信(甚至迷信),現實上好多風險均是可管可控,而且這個管控背後的一套科學精神及理性的分析體系,是現代人的文明精神及社會特徵。

「風險烏托邦」不會發生

先在這裏紙上談兵:要做好管控風險,減少恐懼,最好的方法就是市民相信科學,相信基於科學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大家跟着這套理性的思路去做事,任何風險都可以減到最低。要做到這裏,除了各界市民,都相信及堅持這套科學及理性的做法,專家在決策時要開誠布公,發布信息盡量把信息公開透明。只要大眾跟着專家的建議積極面對及處理眼前的風險,理論上就可以令社會減少恐懼,令社會「重回正軌」。

但這種「風險烏托邦」的情况,當然不會發生。因為一來,每一個人對於科學的認知存在參差。社會上總會有少數人認為,現代科學觀一點也不科學,不信也罷,寧願相信直覺。而且,假設全世界的人,都相信科學,但正如前面說過,恐懼是與生俱來的本能,而人們對於「風險」及「恐懼」的接受程度,亦有差異。有些天災人禍,對某些人來說,只是小事一樁,但對於受害者而言,卻是十分恐懼的。這種各走極端的想法,在講求多元及自由的西方民主社會,是正常的。問題是,政府該如何「管控」這隻令人「恐懼」的怪獸呢?

管控武肺突顯各國差異

今次西方國家管控武漢肺炎的情况,可謂裙拉褲甩,正正是突顯各國,即使人們好多都相信所謂科學及理性,對於處理「恐懼」問題的差異。英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英國政府信靠的專家,初時是利用數據,以及流行病學累積下來的經驗及案例,加上現在國家的醫療體系的局限,認為用相當「佛系」的「集體感染」方式,更為有效。但是,有另一些專家,同樣參考數據及案例,卻認為香港、台灣及新加坡式的「防堵」模式,可能更為有效。

資訊爆炸下  市民更恐懼

一般市民呢?他們從個人經驗,傳媒報道及社交媒體,看到歐洲大爆發而封關,其他國家的防堵方式可能更為有效,但是卻沒有辦法去判斷,究竟是英國專家的接近「佛系」的「集體感染」方式較為可行,抑或是防堵模式較為有用呢?於是,市民在資訊爆炸之下,反而變得更為恐懼,而且,他們在媒體上見到病人的痛苦、醫護人員的辛勞,感同身受,加上政府又叫市民有咳嗽及發燒病徵要在家自我隔離,人民在沒有可行辦法下,唯有去搶物資自保。英國政府在市面大亂天怒人怨,加上美帝也對英國封關,也只好用「圍堵」方式打擊疫情,但已經落後於疫情了。

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的圍堵模式,抑或是另一派公衛專家在英國提過的佛系模式,孰優孰劣,日後在公共衛生政策的討論方面,相關專家一定會沒完沒了。但這次疫症背後透視的現代社會及科學倫理,又是另一些社會學家及哲學家討論的問題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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