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立法會上周通過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特區政府在新的《財政預算案》中，會否加推新的紓緩措施，自然成為市民關注焦點。審視這份剛公布的預算案前，我們不妨先行了解新加坡政府在上周二提交的預算案中，就有關舉措所提出的政策。具體而言，新加坡的紓緩措施是3個方面：
（1）保員工飯碗。當中最為矚目的是建議在今年7月底之前，企業可獲政府連續3個月的津貼，相等於其本地員工薪金的8%，計算津貼金額的每月薪金上限為3600坡元（約2萬港元）。受惠的員工人數估計190萬，政府開支預計約73億港元。不難理解，該措施目的在紓緩各行業的經營壓力同時，鼓勵企業即使面臨困境，至少在未來數月減少即時裁員，直接受惠者是員工。
（2）助企業資金周轉。香港的「防疫抗疫基金」是向各大小零售、食肆、持牌賓館、旅行社每間提供約5萬至20萬元資助，以及預算案中提出通過「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推出由政府100%擔保的低息貸款，以200萬港元為上限。新加坡則是企業可申請最高約330萬港元的營運資金，由政府分擔高達80%風險，也就是說，銀行也要承擔餘下20%風險，新加坡的措施看來更符合資本主義的運作規律。再者，香港的員工也並非一定是「防疫抗疫基金」下的首輪受惠者，因為獲資助企業可能先將款項用於租金和其他營運開支。
（3）幫助家庭抵消開銷。客觀而言，新加坡與香港在這方面的措施，例如向有困難家庭提供水電費補貼、低薪家庭生活津貼等，大致相若，但就關愛年長人士方面，新加坡方面有兩項特色，即為中央公積金存款不多的年長人士，提供額外補貼，另外，如果子女向年長父母公積金帳目注資的話，政府作出一對一的配對補貼，此舉有助鼓勵子女供養年長的父母，而公積金的普及性，更成為新加坡政府執行各項扶貧措施的便利機制。
誠然，香港向每位永久居民發一萬元，與新加坡視乎每個人收入，發放約560至1670港元不等，有着顯著差距，但不應忽略的是，香港社會動盪始於去年6月，然後再遭新疫症衝擊，情况較新加坡嚴峻。
橫亘香港面前的「黑天鵝」「灰犀牛」
對於香港經濟的前行步伐，橫亘在我們前面的各種「黑天鵝」和「灰犀牛」，更應同時受到關注。財政司在預算案中提到已就經合組織（OECD）正積極研究訂立的全球最低稅率規則，及其對香港的影響，作研究和跟進。但除此之外，香港需要面對的其他宏觀課題，其實不少，這包括中美貿易戰的去向與香港經濟的轉型挑戰。必須強調，中美貿易戰對於香港的影響，並不一定全然負面，舉例而言，如果貿易戰的其中一個結果，是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考慮回港掛牌，這對香港而言，反可能是正面。
此外，由於內地企業是本港銀行的重要貸款客戶，內地經濟環境急促變化，已令國內不少大型企業面臨債務危機，如情况進一步惡化，會否對本港金融制度的穩定性造成衝擊？又例如，如果內地和香港經濟持續收縮，香港會否出現如2013年的地產泡沫爆破、通縮和負資產現象？香港如何避免重複當年特區政府應對地產泡沫爆破的政策落差，這都是今天特區政府需要準備的工作。
待解決的「大白象」：成因與監控
近幾年相繼落成、動輒涉及數以千億元、被指為「大白象」大型基建的審批，以及施工質量和超支問題，是否也到需尋求改善之策的時候？香港實行聯繫匯率，當前全球和本地低利息環境，增加公共項目投資成為調節利率之外得用以抗衡衰退的重要手段。特區政府現行公共工程項目遴選和審批過程，主要由公務員系統提出，由立法會通過，當中牽扯不少承建商和利益集團影子，市民大眾和代表市民的專業團體角色有限，這着實顯示本港有需要作出制度創新，尋求改善，以確保我們投入的財政資源用得其所，市民大眾接受。
舉例而言，香港是否需成立一套政治上相對獨立、由專業人士組成以及具公信力的常設機制，從客觀專業角度，系統性地對各項提出的大型工程項目，作審視和跟進，供市民和立法會審批前參考？事實上，在西方國家，聯儲局和中央銀行的成立，其目的是減少政治因素對利率制定的干預，增加其專業性，同樣道理為何不能應用於巨額工程的審批和監控？
就鐵路發展而言，財政司在預算案表示，在未來一年邀請港鐵公司就東涌線延線、屯門南延線及北環線展開規劃及設計。市民大眾、區議會以至立法會是否就應如過往般，依靠港鐵提交的文件審視？還有他們以後又如何有系統地跟進？財政司又提到，他期望港鐵盡快完成屯馬線及沙中線的「紅磡至金鐘段」餘下工程，目標是2022年全線通車。但從市民角度，我們除了期望通車日期不再延誤外，更要了解紅磡、土瓜灣等站出現嚴重偷工減料、監管失效的原因，以及追究責任誰屬，確保不再重犯類似事件。
從「投入型預算」到「績效型預算」
香港的公共行政和財政預算案的編製，一直深受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影響，但這些國家自1990年代以來，對於其公共行政管理和財政預算案的制訂策略，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推動着這場被稱之為「新公共管理」變革的原因，是西方政府規模的日益擴大，市民權利和參與管治的意識日益提升，社會日趨多元化，社會對政府服務需求與公共財政短缺的矛盾日增。
當中最為核心的轉變，是以成果（Outcome）來衡量施政得失，這與傳統上集中於以公共資源投入的分配，來制訂財政預算案，有着根本性的分別，而香港的財政預算案制訂，則仍用以往的方略。
舉例而言，財政司在預算案中表示，創科是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政府在過去3年，推出了多項政策，亦提供過千億元支持一系列創科發展措施。而他對這些舉措的評價卻是「創科生態日趨蓬勃，學校和家長更重視STEM教育，本地創科公司在國際賽事屢獲獎項，並出現一些『獨角獸』企業」。他又指出，「創科要成為成熟產業，仍有一段路要走。但我堅信今天的投資，將為未來帶來豐碩的成果」。姑勿論特區政府推動創科產業是否始於3年前，市民大眾是否就滿足於這些就是我們投入了巨額資源的成績，和衡量是否物有所值的指標？
事實上，在宣讀政府各項施政藍圖同時，作為聽眾的市民更想知道的，反是公立醫院急症室，市民要平均輪候多少時間才可獲得診治；此外，平均輪候公屋的時間是否增加，中產人士平均要工作多少年，才可儲足作買樓首期供款等。同樣地，當特區政府宣布，已向全球口罩供應商發出採購招標文件，市民大眾更關心的，是還要等多久口罩才能到手。
財政司對香港未來5年的財政預測，仍將會是赤字。言猶在耳，我們更迫切地期望他能實際行動，確保政府上下能致力其服務物有所值，應市民所急，「績效型財政預算」將是首選法門。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士、日本上智大學碩士，曾長期供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