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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抗疫還是誅逆?(文:黎恩灝) (09:00)

有報章一連兩日揭露林鄭月娥向中央政府呈交報告,力斥醫護罷工並要求醫管局清算之餘,更不點名指摘建制派和行會成員「沒有站在同一陣線」,等於和執政伙伴「割席」。特首辦至日前仍然拒絕回應報道,在平常情况,政府一向立即澄清,指控報道抹黑、散佈謠言和假新聞云云,但政府反常的沉默,反而增加報道內文的可信性。

筆者假設報道屬實──林鄭月娥果真向中央提交關乎香港大局的小報告(下稱「小報告」),那麼看官除了「食花生」,看看建制陣營和林鄭不咬弦外,還有什麼亮點呢?我們從威權管治的角度分析,「亮點」其實簡單不過:林鄭政府志不在抗疫,而在誅逆──打壓異己、親疏有別。

「打壓」、「籠絡」、「消耗」策略  相互牽引

傳統而言,研究威權政體的學者會將威權政府的管治手段分為「籠絡」(co-optation)與「打壓」(repression),前者關乎統治者如何吸納社會精英以鞏固統治的穩定性和正當性,後者則以直接或間接手段,掃除異見力量,保住政權的生命。用傳統中國政治的語言,就是「懷柔」與「高壓」之別。但近年來,研究威權政體下社會運動的論者提出,政權手段有剛有柔以外,也可能有第三條路,就是在不力施壓迫手段的同時,也不走向與對手妥協之路。這條路就是「消耗」(attrition)。政權透過不同的策略──不管是有為或無為──消耗抗爭者的資源、政治機會、士氣、道德基礎,最理想是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次之則為對手知難而退(參考延伸閱讀)。「消耗」的好處,是政權兵不血刃,亦毋須負鎮壓污名;同時亦不必讓步,減低政權內部分化甚至倒戈的可能。

倘把林鄭的「小報告」和京港官員近期的表現結合來看,「打壓」、「籠絡」與「消耗」策略三者均相互牽引,而且變本加厲,令官府的抗疫工作,頓變為對抗民眾的鬥爭。

林鄭政府打壓民間社會不遺餘力。第一,該報章引述的「小報告」,指政府會要求醫管局「嚴肅處理組織罷工的員工」,續說「不應容許害群之馬留在醫院工作」,意即清算合法罷工者以至阻嚇「三罷」,將會是未來政權打壓公民社會的議程。然而,罷工權利受香港《基本法》保障,醫管局員工陣線一連5日罷工的訴求,既合乎公益,也關係到員工個人安危,罷工合法合憲,倘若林鄭月娥清算態度明確,豈不是踐踏保障勞工權益的基本法?

第二,面對各區反對增設隔離營和指定診所的和平遊行集會,執法的警察仍然是繼續截查參加者和途人、以胡椒噴霧對付遊行人士和記者。儘管警察並未動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和水炮車等具殺傷力武器,但驅散和平集會、以公權力阻止民眾行使遊行集會權利表達異見的做法已成常態,政權過去容讓、協助和平集會的取態不再,市民的公民權利繼續被壓縮。

第三,政權對新聞界的打壓並未休止。警務處長鄧炳強在香港電台《頭條新聞》播出諷刺警察的片段後去信廣播處長梁家榮,投訴節目內容,要求梁家榮跟進。香港警察自去年6月起儼如香港領導,對政務司長、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的野蠻及濫權行徑比比皆是;警察在抗爭現場刻意動武阻礙,甚至攻擊採訪記者的行為,亦有不少現場紀錄佐證;如今更直接干預香港電台節目的編輯自主,即便是飽受揶揄的林鄭月娥,也未曾公開要求廣播處長跟進節目內容,鄧炳強作為在香港能夠「合法殺人」部隊的領頭,其做法就是要「槍指揮咪」,與外國軍政府試圖干預、控制傳媒的手段如出一轍。

打壓民間之餘  繼續親疏有別

政權打壓民間之餘,繼續親疏有別,籠絡既得利益集團,試圖重獲共謀者的支持。政府公布300億元抗疫基金,當中只有47億撥入醫管局,小部分支援基層;100多億用來支持在功能組別和特首選舉有票可投的批發零售、飲食業界、工商、旅遊、漁農和航運界等,抗疫基金頓變為酬庸商界老闆,小市民難以分霑;加上政府資助本地口罩生產之前,親中工聯會就宣布設立口罩工場,就予人利益輸送之嫌;加上前述「小報告」,林鄭表明心迹,希望藉抗疫扭轉9月立法會選舉的建制派選情,抗疫基金是否流向本地工商界以爭取支持,穩住官商同謀的利益網絡,很快就可見一斑。

除了籠絡本地工商界和傳統左派勢力以外,政權籠絡屬下中資和社團的表現亦值得注意。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本地商家頻頻出手「救港」──蒐羅、銷售口罩、生活必需品和清潔用品等等後,主動發布消息,視察中資連鎖超市和招商局倉庫,要求中資全力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不甘後人;後來駱氏又撰文指斥罷工醫護是政治「新冠病毒」,會見親中社團時又呼籲建制派團結一致應付9月選舉、力斥反對派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更明言止暴制亂方針未止等等,總之是要鞏固建制派的凝聚力,為繼續與香港公民社會、民主派以至「分庭抗禮」的本地商家鬥爭作準備。

那麼林鄭政權又如何消耗民間力量呢?林鄭在疫症蔓延初期不作為,拒絕封關和調控必需品供應,客觀效果是散發社會恐慌,營造出社會混亂和蕭條的形象。在公營醫護罷工期間,一方面政府仍然否定全面封關,只願意作出局部封關舉措;另一方面搶米搶紙的信息瘋傳民間,反對罷工的輿論亦同時升溫。由於政府只願意局部封關,武漢肺炎在社區爆發的危機感無法熄滅,罷工的前線醫護最終以民主方式暫緩下一波罷工,既是小勝,也折射政府曠日消磨的手段奏效。

藉疫情整頓香港  似非易事

但說到底,威權政體能夠有效運用上述手段以維持管治權的前提之一,和抗爭者一樣,就是要內部不分化不割席。但林鄭並未堅決否認的小報告,正正觸犯此禁忌,當好勇鬥狠者把同路人都當成鬥爭對象時,連親疏有別也做不到,管治精英的分化(elite disunity)只會更加嚴重。而且,在國際格局下,美國即將發表新一份《香港政策法》報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訂立制裁侵犯人權者名單,也會對迫着與林鄭政府「齊上齊落」的建制精英構成實質壓力。在林鄭因素和美國因素下,政權藉疫情來整頓香港,似乎並非易事。

延伸閱讀:

Samson Yuen and Edmund W Cheng (2017). "Neither Repression Nor Concession? A Regime's Attrition against Mass Protests" Political Studies, Vol. 65(3) 611-630.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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