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6月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延續至今，雖然社會上大規模的混亂狀况逐漸減少，但仍有一些零星衝突。運動中零售、餐飲行業首當其衝，旅遊業人士紛紛表示倒閉大潮將至。從這個角度看，反修例運動不僅迫使政府在《逃犯條例》修訂上轉軚，在政治上奪得區議會的控制權，經濟上更似乎成功「攬炒」，還不失時機地建立了「黃色經濟圈」。這是否說明這場以「攬炒」為號召的運動真的目標已達呢？本文利用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今年1月──香港尚未發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前──訪問了700餘位市民對本地消費市道狀况看法的數據，作出一些粗略分析，從而了解反修例運動影響下的經濟與消費問題。
3個矛盾值得思考
調查發現，與2019年同期相比，逾七成（71.6%）受訪者認為現時消費市道較差。另一方面，接近四成（38.5%）受訪市民表示自己消費時會考慮商戶的政治立場，而表示不會的近半（49.5%）。但若然再分析受訪市民個人及家庭消費情况，卻不難發現如下3個矛盾之處，值得思考（詳細數據可參閱中大亞太所於2020年2月4日公布的新聞稿）。
矛盾一：多數人認為消費市道差，但只有少數人減少個人消費。正如上述，逾七成受訪市民認為本地消費市道較2019年同期差，且近七成（67.1%）受訪市民認為社會衝突打擊了市民的本地消費意欲，但奇怪在於五成半（55.4%）受訪市民認為自己現在的消費相比2019年同期沒有什麼變化，有一成（10.4%）人認為自己的消費更多，只有三成（31.1%）人認為自己的消費少於去年。
矛盾二：多數人對香港的經濟前景表示擔憂，但只有少數人擔心收入會受影響。逾四成（40.5%）受訪市民預期香港未來一年的本地消費情况會轉差，近六成（58%）人擔心消費市道疲弱會打擊未來一年的經濟發展，另有逾七成（72.5%）人則擔心消費市道疲弱會增加未來一年的失業率，但奇怪在於僅有三成半（35%）人擔心家庭未來一年的收入會受影響，而逾六成（62.5%）人並不擔心。
矛盾三：多數人不贊成示威行動針對商戶，但只有少數人認為這些行為需要受到懲罰。合計七成半（75.4%）受訪市民不贊成示威行動針對商戶，但奇怪在於有接近五成（48%）受訪者雖然表示不贊成，但仍然諒解針對商戶的示威行動，認為需要懲罰針對商戶的這些行為者，比例僅四分之一（24.7%）。
政治立場社經地位無法解釋
毫無疑問，反修例運動激化了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尤其呈現了政治或立場先行的問題。惟透過分析不同受訪者政治取向（建制派、無明確政治取向或非建制派）對香港消費市道現狀和對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狀况的看法，卻不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例如無論屬於哪一政治取向，都是多數人擔心香港消費市道疲弱會打擊未來一年香港的經濟發展，但又多數都不認為自己家庭收入會受影響。雖然更多聲稱建制派的受訪者認為針對商戶的示威行為要受懲罰，但其僅為整體受訪者樣本的一成，餘下九成人（無明確政治取向或非建制派）中的多數，都表示諒解這些示威行為。這說明政治上的撕裂，或者說政治立場，並無法解釋前兩個矛盾，對第三個矛盾的解釋力也很有限。
再基於受訪者自我評估的社會經濟地位作分析，也會看到類似的情况，自我評估社經地位高低與受訪者對消費市道的看法、對經濟發展的各種擔憂之間，同樣不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多數自覺屬社會中上層受訪者同樣諒解針對商戶的示威行為，而社會基層認為要懲罰和諒解的比例基本一致。這也同樣表示社經地位也無法解釋3個矛盾。
零售住宿餐飲業 商戶勞工承受損失
如果主要的內生因素都無法解釋這些矛盾，也許更需要從外部因素來考慮。例如從2019年第三季度本地經濟的具體表現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第一，本地消費相對本地經濟的比重較小。根據統計處2020年1月發布的《香港統計月刊》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批發及零售業和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的本地生產總值分別比2018年同期下降20%和13.8%，這與受訪者認為消費市道轉差的感受是一致的。但「私人消費開支」在香港2019年第三季度，與2018年同期相比，僅下降3.4%，降幅反不及「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下降16.3%）、「貨品出口」（下降7.1%）、「服務輸出」（下降13.8%）、「貨品進口」（下降11.2%）和「服務輸出」（下降4%）。這反映本地個人消費只有輕微下降，而因為服務輸出大幅下跌，消費市道相關行業受到的衝擊可能主要來自遊客數量大幅下降等外圍因素影響。
第二，零售、住宿以及餐飲等與消費市道有關行業就業人數相對有限。勞動力市場的表現中，2019年第三季度整體的失業率只有2.9%，相比2018年同期微升0.1個百分點，就業市場整體沒有受到顯著影響。從與消費市道相關的行業來看，雖然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失業率相比2018年同期升高0.9個百分點，但2019年9月零售、住宿以及膳食服務的就業人數不足當月總就業人數的兩成（19.3%）。就業數據雖然反映本地經濟不景氣，但如果不在相關行業就業，個人收入受到影響的人數有限。
簡單來說，這些事實可能解釋前兩個矛盾的觀察結果：雖然在過去大半年中，示威活動此起彼伏並愈演愈烈，但對多數個人的消費模式卻影響有限；經濟雖然在過去大半年出現衰退，但許多人尚未見失業大潮，作為吸納最多資產的股市和樓市，亦是變動不大。承受損失者不過是部分從事零售、住宿以及餐飲服務有關的商戶，以及那些服務於這些行業的民眾──主要應是基層勞工。這也可能解釋第三個矛盾，既然多數個人的利益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損害，那麼做個「政治旁觀者」，對一些以政治立場為標籤的針對商戶行為表示容忍和諒解，又有何妨呢？
「攬炒」短期收效不大 但困擾民心
對於這種局面，明眼人一定知道持續下去會加劇投資減慢、出口下降、遊客減少等問題，令香港這個外向型經濟體最終被「攬炒」，但更不容忽略的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其受到外圍因素左右──例如中美貿易戰，甚至是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其實更大，香港過去的做法是做好做強本身體制與企業，盡量降低營商成本，提升競爭力。但當前的困窘是，在爭取政治訴求時採取「攬炒」手段破壞經濟民生，雖然短期內收效不大，但卻十分困擾民心，影響社會互信與關係。這種行為如變為常態，會令營商成本大升，競爭力大跌。
不可不知的是，在資本高度流動的全球化年代，資本、產業、專業及有實力者，必然紛紛離去，在「攬炒」中受到最大衝擊的，最後還是社會基層民眾，此點尤其值得各方深思。
作者郭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