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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蘇共下場會不同嗎?(文:陳家洛) (09:00)

「終有一天,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問題只是該負責的人從來沒有第一時間如實報告和向公眾解釋,於是大家都長期受盡謊言帶來的傷害。」(蘇聯時代日報Sovetskaya Rossiya,1985年11月24日)

執筆之際,「造謠者」李文亮醫生辭世,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在全球爆發,受感染的人數已經超過「沙士」。香港日常生活夾雜着種種難言的憤怒和無奈,平民百姓每天找尋自救的方法,承受疫情在社區大規模擴散的風險。林鄭月娥的傲慢自大凌駕本地醫學專家和前線醫護人員的意見,堅拒全面封關之餘連採購口罩的能力都缺乏,因不滿政府防疫措施而在各區爆發的警民衝突無日無之,一個民意淨值「負60有多」的政府竟然厚顏無恥地執意和香港人鬥氣下去,管治敗象暴露無遺。

有網民以「中國版的切爾諾貝爾事件」來形容這場源自中國大陸對全球健康的威脅,所指的是中國官方的隱瞞和消息封鎖引致的延誤。也有評論比較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作為領袖的抱負(野心)和處理危機的補救手法,即使歷史不會簡單重複,結局也不必相同,這些類比都有助帶出重要的教訓。同樣值得我們探討和思考的,戈爾巴喬夫在回顧蘇共的末日時也曾表示,這場1986年發生的核事故和蘇共倒台有直接關係。

人禍是制度產物

切爾諾貝爾這場核災難將蘇共制度的弱點、邪惡、野蠻一下子暴露在國民和世人之前,所謂「超級大國」原來是金玉其外,蘇聯自命最強的核科技成為其致命傷,為英勇犧牲的人立再多的紀念碑、追頒再高的勳銜也無補於事。其實促成整個蘇聯共產集團崩潰解體的,是切爾諾貝爾事故後短短幾年間出現了前所未見的集體跳船的情况,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幹部和人民不肯繼續做制度的共謀,這個制度就壞死了。捷克的異見作家哈維爾在1970年代就指出,我們是共產國家的共謀還是受害人,其實是一線之隔。即使只是假裝服從的,都成了制度的共謀,穩住了一個視人命如草芥的政權,換來的「安寧」或是「好處」都是脆弱不堪的,結果隨時隨地又為制度所害。

中共一向以來都以為蘇聯是敗在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上場後主張的透明化(Glasnost)和新思維(Perestroika)。事實上這些表面上傾向西方自由價值的標語和口號由始至終都是為要挽救共產制度和鞏固蘇共的領導地位的工具而已(註1)。所謂透明化,一大部分源自新領導層主動透過檢視過去領導人的功過,來平反追認數以萬計受前朝政治逼害的共產黨員,從而肯定戈爾巴喬夫的開明新政。另一個方向,是有系統的逐步重建社會統計數據並容許媒體討論一些社會問題,例如墮胎、吸毒、自殺、酗酒、精神病院的情况等,藉此期望民眾積極地配合官方處理這些「新社會問題」的措施,增強政策效果。外媒報章雜誌在蘇聯公開發售,官方的《真理報》開闢新欄目,電視電台節目也投入一起營造一種多元風氣。

戈氏改革的先天缺陷

民眾對傳媒的新風氣的確表示歡迎,戈爾巴喬夫主政的時候和媒體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但蘇聯時代卻從來沒有保障新聞自由,官方審查從來都沒有鬆懈下來。每當討論和報道涉及幹部及家人的特別待遇、環境污染問題、太空科技計劃,甚至透明化和新思維政策本身,限制和審查從來沒有停過。

戈爾巴喬夫憶述自己在1986年4月26日獲悉切爾諾貝爾「發生火警」後數天,官方核專家、幹部一直向他保證不會有大問題,「不可能發生爆炸和肯定不會泄漏輻射」,即使瑞典公開了不尋常的核污染數據,他仍是反問「我又不是專家,怎能憑西方報道的謠言和美帝CIA報告的胡扯就隨便質疑自己人呢?」4月28日晚的新聞報道只簡單含糊的說切爾諾貝爾有「意外」,其中一個核反應爐「受損壞」,而受傷的人都得到照顧。蘇聯媒體一直提及「危險狀况」,足足在兩個星期後才開始報道核輻射泄漏。至於戈爾巴喬夫本人則在事發後差不多3個星期,即5月14日才作出電視講話,一邊安撫民眾「最壞的已經過去,情况已經受控,現在是努力減低受影響的地區和人數」;一邊指斥西方「製造大量失實、不負責任、偏頗的報道和謊言」。即使他在核事故後的開誠布公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又即使蘇聯4個月後向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交一份「全面報告」,官方也沒有向蘇聯人民主動交代報告內容。而商討歷時3年後頒布的《新聞法》仍然規定出版接受行政規管,還劃定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禁區。

明乎此,中共將蘇共倒台的責任推到戈爾巴喬夫和他的主張,是轉移焦點的低級慣技。事實上,蘇共的本質,和中共一樣,即是死抱一黨獨大,靠威迫利誘人民成為這個制度的共謀,戒掉不了領袖崇拜的誘惑,而每次出現危機的時候就威脅人民和全世界來一次「攬炒」來為失敗的政權換來一點喘息的空間。久而久之,世界對蘇聯的敬畏變成了鄙視。維持現狀,是戈爾巴喬夫變革的先天缺陷,曾幻想把切爾諾貝爾事故轉危為機的他,最終要接受這是蘇聯的最後一次「攬炒」。今天的中國,可謂成功取代了當年蘇聯的「大國」、「強國」的地位了。問題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會不會是中共的最後一次「攬炒」?這個無人能預知,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進駐了武漢等城市的解放軍,救援工作以外,應該還有負責箝制無權無勢無助的平民百姓的使命吧!

被唾棄的大國

疫情在全球各地擴散之際,習近平正努力補救,和戈爾巴喬夫一樣,希望國際社會對其政府的「負責任」的跟進工作表示肯定,轉危為機。但有一些地方出現了針對中國人的情况,亦隨之引發一場「我不是病毒」的輿論戰。大家不妨參考Pew Research Centre去年底公布的數據(註2)做好心理準備,看看世界各地30多國的人民對今天中國的觀感和態度,再想想為什麼中國明明成功取代了當年蘇聯「大國」、「強國」的地位,又明明將台灣逼入窮巷了,再加上「一帶一路」這偉大策略,始終贏不到天下人民的支持擁戴的呢?

在香港備受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下,林鄭月娥政府在照顧本地居民安危的第一責任表現進退失據,經濟民生教育停擺,決策拖泥帶水,反而緊張地為大陸各地的「官、富」準備了一條出境逃生的渠道,幫北京減壓。香港本來是受害的一方,卻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維穩,承擔沉重的風險和代價。

中共和蘇共下場會不一樣嗎?不會,只是中共的領導人仍沉醉在自己製造的謊言中。

註1: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1987.

註2:Pew Research Centre, How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view China, 2019. pewrsr.ch/2OEzLQ2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比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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