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特區政府對於嚴重的財赤問題似乎仍然無計可施，公務員減薪再次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香港公務員減薪並非新鮮事物，在梁錦松擔任財政司長的年代，便於2003年提出了「033」凍薪及減薪方案，即凍薪一年，其後兩年各減薪3%。但是，有效振興經濟使香港經濟活動重回正軌，才是滅赤的最佳方法。相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公務員減薪，往往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未能解決真正問題之餘，也會產生很多負面影響和連鎖反應。
公僕開支屬長遠問題 焦點不應在短期收支
在資源運用上，政府做對一件事，比起更有效率地做錯一件事，更為重要。所以，公務員有沒有浪費公共開支，這是一個長遠問題，焦點不應是短期的收支平衡，而是重啟塵封多年的公營部門及公務員改革，更宏觀地檢討政府是否在社會上承擔着合理的功能和角色。在回歸前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便曾經雄心萬丈，銳意推行上述改革。
公務員減薪不應成為政府滅赤的重點，是因為香港政府出現財政危機的根源，主要是因為收入大減，特別是在賣地方面的收入近年急劇下降，而非政府的開支突然大幅增加。所以要解決問題，理應對症下藥，針對問題的根源所在，重新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和希望。在多達近千億元的財赤下，即使公務員大幅減薪，也只能夠省起幾百億元開支，不足以完全解決財赤問題之餘，減薪更有可能帶來一連串負面結果，包括引發私人公司減薪潮、進一步降低市場消費力和信心、加大通縮危機，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公僕減薪議題 已提升到政治層次
目前面對的兩難是：如果公務員減薪幅度太低，對滅赤作用有限；惟倘若減幅太大，又會對公務員系統和整個社會帶來震盪。因此，公務員減薪頂多只是一籃子滅赤方案的一部分，而非整個討論的重點所在。而且，到了目前為止，我們仍未見到政府提供一個詳細和有系統，而又公平和合理的滅赤方案，給予社會理性分析和討論。
在以上的局限之下，在某個程度上，社會裏關於公務員減薪的討論，已經超越了如何有效解決政府財赤問題的層次，而是被提升到一個政治議題——大家都為了誰要對財赤負上責任或承擔後果，而互相指摘或推卸責任。使市民氣憤難平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市民擔心政府縮減教育及福利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開支，當中包括有可能被削減的長者2元優惠搭車計劃。這計劃是極少數全港市民不論收入和貧富，只要到達相關年齡便可以享受的福利，一向深受市民歡迎；而且每年只是花費數十億元，即使完全取消整個計劃，對於政府滅赤，也只能夠產生杯水車薪的作用。所以在這形勢下，不少市民自然是氣憤難平、怨聲載道，提倡問責官員和公務員也必須大幅減薪，與市民共渡時艱。
所以，滅赤問題一旦處理得不小心，不單市民激氣、公務員失去士氣，社會上的不滿更加會一再發酵和惡化。
正確有效控制和節省公共開支，包括公務員開支的方法，是定期和持續地推行有系統的檢討，使政府的規模和開支做到合情合理、公帑發揮最大效用、政府功能與時並進，而不是像現在般臨急抱佛腳、膚淺和短視，在政府財政盈餘充裕的時候，不經思索地慷慨大幅增加政府開支，造成浪費，及在現時遇到財赤的情况下，頓時陣腳大亂，急急胡亂地削減政府開支，藥石亂投，毫無章法可言，帶來社會抱怨和動盪。
香港公共行政 缺乏大型改革
為了要做到公共開支及公務員開支合情合理、政府表現有效和卓越，當年的殖民地政府和回歸初期的特區政府，便分別推行了公營部門改革（public sector reform）和公務員改革（civil service reform）。上述兩個改革雖然並非完美，也曾經引起不少爭議，但總算令香港的行政制度和公務員體制，朝住一個正確方向發展。
可惜，這些已是上一個世紀的事情。在近年間，根據筆者研究（註），香港政府公共行政的其中一個主要特色，便是缺乏上述的大型改革，跟世界潮流及其他先進經濟體脫節。這20多年來，以上提升政府效能及節省開支的改革，早已封塵，銷聲匿迹，實屬可惜。例如上一次大型公務員改革，已經是在董建華領導下的特區政府推行、由當時的公務員事務局長林煥光負責的1999年改革方案，主要目標包括把長期表現不佳的公務員辭退，及提升公務員的技能和工作能力。
公營部門改革是在1989年由當時的港英殖民地政府提出，目標在於縮減政府規模，做到「大市場，小政府」，使政府運作更加有效率，及把不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功能交給更有效率的市場負責。
舉個例來說：我們可以把公共事業，例如運輸交通及電力等，交給市場負責提供，從而縮減政府規模，也使服務更有效率，符合市民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水務署和郵政署，也可以交給市場營運。從經濟學理論來分析，這是由於私人公司面對「硬預算約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如果服務不符合成本效益，便會倒閉；相反，政府部門則面對「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亦即是說，部門蝕本也可以由納稅人「埋單」，所以政府部門便缺乏動機去提升效率。
真正消滅財赤 須從制度入手
最壞的時刻，往往也是最佳的時刻。特區政府財赤為展開新一輪改革，提供一個適合的契機。要真正消滅財赤，必須從制度入手，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同樣道理，要削減政府規模、減低公共開支，使公務員更有效率，也必須從制度上的改革入手。否則，在一時衝動下，鹵莽削減公務員開支和人手，只會帶來日後難以逆轉的惡果。
註：Wong, W. (2023). The Civil Service: Institutional Conscience, Politicization and Capacity-Building. In W-m. Lam, P. L-t. Lui, & W. Wong (eds.), Contempor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pp.111-13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美國史丹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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