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關於香港特區兩名行政長官的故事，一個在法律制度面前顯得卑微（humbled），另一個被其擊垮和羞辱。
去年11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勇關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性質的演講，應該為法律界敲響警鐘——尤其是在法庭訴訟中代表行政長官的律師，這包括律政司長部門裏的律師。
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演講 應該為法律界敲響警鐘
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既是政府行政機關的首長（第60條），也「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43條）。因此，特區的名譽和聲望存在於行政長官本人。這並非瑣事；對於香港與中央政府及海外實體（entities）的關係，這尤為重要。容讓行政長官的地位被貶低（debased），就會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威，也顯示出對於任命行政長官的中央政府的缺乏尊重。
然而，高等法院法官卻一次又一次容許以編造的理由（trumped-up grounds）和空想的投訴，將行政長官拖到法庭。事例比比皆是。
以「郭卓堅訴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HCAL 103/2014）為例，申請人就以下事宜尋求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a）2014年行政長官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向北京提交的報告；
（b）行政長官關於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報告。
這些事宜，是對特區發展代議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負有責任的北京所特別關切的問題。
特首向中央負責 不是高院法官
2014年8月郭卓堅提交了法定的「表格86」，尋求頒令「撤銷」該些報告。這完全是胡鬧（total nonsense）。行政長官就其對特區的管治向中央政府負責，不是高院法官。在郭提出申請前一個月，行政長官就已向北京交報告，這是既成事實，法官怎麼可能「撤銷」該些報告呢？
郭所尋求的濟助（relief），遠遠超出了法庭管轄範圍。舉例說，假設行政長官建議只應由驢子任職2016年那屆立法會，這仍然是屬於北京的事情，而非香港法官。
郭卓堅的申請是關於啟動訴訟的許可，這是他與內庭法官之間的事，無關其他人。那本應該馬上用簡單的4個字拒絕受理：「駁回申請」，就此完結。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提交「表格86」後的8個月，我們看到「當事人」出現於公開法庭。在一所由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任高級合伙人的律師樓之委託下，郭由李柱銘資深大律師和一名資淺的大律師代表，全部都得到法律援助。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在庭上看到行政長官由3名大律師代表，其中一個還是資深大律師。
注意一點：郭仍然未得到准許去啟動訴訟。問題依然是：「他應否獲得准許（即法例下的「leave」）？」除非給予了許可，並向行政長官送達原訴傳票、向其尋求濟助，否則他根本就不是法庭上的當事人，他毋須回答什麼。
庭上恭維言辭 掩蓋了荒謬
那麼在這種情况下，代表行政長官的大律師該做什麼呢？若資深大律師有留心關於管理訴訟的規則，以及其委託人的憲制地位（constitutional standing），他就應該如此向法官說：
「我不應該在這裏。我的委託人——行政長官，不應該由我和我的兩名資淺同事代表出庭。《高等法院規則》第53號命令第三條規則要求你單方面（ex parte）裁定郭的申請，毋須麻煩我的當事人出現。對於李資深大律師的提請，我沒有什麼要回應。你自己可以看到，他們完全是胡鬧。他在玩弄司法程序，我拒絕參與這種遊戲。我要說的就只有這些；做得更多的話會貶低法治，及貶抑（demean）我的委託人行政長官的地位。」僅此而已，然後坐下。
反而，我們看到的是一整天的聆訊，及隨後法官於2015年6月底頒布的17頁所謂「判辭」，駁回郭的申請。到該時候，此事已如皮蛋那樣陳舊（as stale as a hundred-year-old egg）。在2014年8月，北京已就行政長官提出的事宜宣布決定，即「8．31決定」。這激怒了煽動者（incensed the agitators），導致本港該年其後的佔領運動。
從區慶祥法官的判辭可見，律師就着諸如訴訟是否屬「學術性」等問題辯論。這種荒謬（absurdity），被恭維說話、點頭哈腰、「法官大人」等言辭所掩飾。
法庭變成了劇院
最後誰人勝出？郭當然是輸了，但他的首席律師——李柱銘資深大律師，則毫無疑問地勝出：他成功將法庭變成政治舞台（political arena），並在過程中貶抑了行政長官的地位。這一切全由納稅人買單。
這種腐朽（rot）持續迅速發展，甚至去到一個程度是在2019年10月，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會議廳發表施政報告的傳統被粗暴打斷，她不得不撤離會議廳，以視像形式繼續宣讀施政報告。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標題為本報編輯所擬，文章原題為「The Chief Executive: Nature of the Office」；下篇將於1月10日(周五)刊出）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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