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在即。各方均聚焦於誰最終勝出、選舉結果對世界影響幾何,以及兩名總統候選人,誰當政後的不確定性更大。
大選結果對中美關係意味着什麼,中國又該如何應對?一種看法認為,賀錦麗當選對中國更有利,依據是賀錦麗大概會延續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美之間「競爭、合作、對抗」的模式能夠繼續。
另一種看法認為,特朗普當選對中國更有利,理由是在其執政下,美國將「回歸常識」。特朗普的現實主義作風,使其可就某些「原則」,如台灣問題,「與中國大陸做交易」。這種觀點還強調,特朗普在競選中承諾「要恢復世界和平」,因為美國人民反對戰爭。
但持反調者則認為,特朗普當選對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更大,例如對華徵收60%關稅。此外一個悖論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主張,不會減緩對中國的壓力,而是導致其執政團隊重回「中國威脅論」。
從兩方面看大選對中美關係影響
審視特朗普與拜登執政時期,最大共同點在於: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外交政策在各自執政時期都是最不穩定的領域。美國人自己表述為「受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今天,美國面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的巨大壓力,再次說明導致美國外交政策不穩定現象的基本原因依然存在。
從這個視角看,無論結果是誰勝出,中美關係受這次大選結果的影響相對有限。從中國看,雖然中美對峙的事實短期內不會出現根本變化,但中國自身的發展,決定中美關係有可能維持「鬥而不破」格局,即「衝突與務實」,兩者兼而有之。據此,這次美國大選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可以從下面兩點分析:
其一,要看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虛偽一面。這主要指,選後美國對華政策的「三板斧」仍然存在;所謂「中間站位」的表象,是假。
其二,中國自身的持續發展,對中美關係具穩定作用。
首先,美國對華政策的虛偽性依舊。以拜登政府最近舉措為例,於他宣布退選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國外長王毅在東盟會議期間會面時,特意轉達了賀錦麗競選團隊將繼續「一個中國」政策;如果勝選,選後將希望繼續保持中美關係穩定的意向。但其後,拜登政府簽署了向台灣提供包括進攻性武器在內的、總額高達20億美元的軍援法案。
「服務利益集團訴求」是新政府首務
再看選舉。初期兩名候選人在中美關係上的立場,表現為「微調」而「不踰矩」;中後期,雙方都採取了對華政策「中間站位」的策略;最後階段,則明顯出現「異動」。民主黨利用執政優勢,如前述對台軍援法案;再如「財務大管家」耶倫發表講話,暗示中方在中美經貿談判裏「讓步不到位」等。共和黨方面,借助對特朗普時期國家安全政策重要幕僚的採訪,釋放「政策引導信號」。例如10月24日《紐約時報》借前國安顧問Robert C. O'Brien之口,宣稱美國將「通過實力實現和平」、「強大的美國會威懾敵人」,並強調「特朗普主義及傳統共和黨元素,將共同打造宏偉的戰略」;又特意「解答」當年特朗普政府決定撤出阿富汗、轉向亞太,是為了遏制對美國生存的威脅,也就是中國。
這些動向顯示,無論誰入主白宮,「服務利益集團的訴求」都是下屆美國政府首要任務,對華政策都將繼續揮舞所謂政治、經濟、軍事「三板斧」。無論是特朗普班子還是賀錦麗班子,兩者之間不會有根本差異。
其次,如何理解中國自身發展,對中美關係具穩定作用。從中國選擇的角度看,可歸納為「激烈競爭」與「有限合作」模式。「激烈競爭」是指中國的應對必然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中美之間罕見的高強度博弈與激烈交鋒,其過程充分說明只有中國這種「當仁不讓」,才是保持雙邊關係不偏離中美關係正常化軌道的有效手段。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辦好自己的事」。
美國方面,其堅持現實主義進攻哲學,謀求美國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傳統,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零和博弈思維,也不會輕易改變。於亞太地區,美國的行事風格依然是「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逆來順受」(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比如在維護自身安全與使用武力問題上,美國的邏輯是:射殺某國領導人,顯示我們並不反對使用武力;但我們希望停止將武力用於國家建設,以及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事情。而這種邏輯,中國絕不會接受。
對大選之後中美關係的「有限合作」,筆者認為「有限合作」將主要體現在戰略層面,即亞太地區安全格局動盪背景下,中美有可能實現在多邊層次(目前主要是地區安全方面)的「有限合作」。聽起來,這似乎與前述美國奉行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背離,但這樣說主要基於:其一,中國政府早就亮明立場,中美關係「穩下去、好起來、向前走」,是一種負責任的正確抉擇。應該說,這是一種明智的提議。
其二,中美戰略關係的恢復。中美兩軍互動所顯示的「戰略張力」,能夠起到緩解地區衝突、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的作用。中美之間雖未實現中國提議的建立「戰略共識」,惟美國軍方對於與中國軍方互動做出了積極反應,這可理解為中美之間一種「戰略張力」的展現。今年以來,周邊國家對中國軍演相對緘默。另一面,美國近期糾集盟國在太平洋軍演。這些基於軍事實力的博弈,恰恰是大國關係相互制衡,也是中國影響力在維護地區安全中的體現,其中也包括中國應對美國的「台灣牌」。
其三,美國意識到不可能阻止中國發展。中國經濟已與全球經濟高度融合,其融合程度某些方面比美國還高,例如作為最大進出口貿易國,中國的影響比美國重要得多。又比如高科技競爭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制約能力相對下降。因此,美國在對中國施以「降維目標打擊」的同時,不得不從國際戰略角度考慮中美關係。
不應過分期待「美國回歸常識」
綜上所述,對大選後的中美關係,「激烈競爭」與「有限合作」也許是一種適合雙方的過渡方式;不應對所謂「等待美國回歸常識」抱有過分期待。
美國下一屆總統如何想?拭目以待。中國人常說「思路決定出路」。不可測因素是,如果美國決策團隊決心要主動「打破中美框架」,那中國只能「針尖對麥芒」了(編者按:針鋒相對之意)。
作者是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