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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龍城寨電影說起(文:周永新) (09:00)

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一片公演後,論者盛讚其武打場面外,更驚嘆拍攝佈景異常逼真。這昔日稱為「三不管」的九龍城寨,自1994年清拆後,原址成為今天市民消閒的公園。公園內置有清拆時留下的「九龍寨城」碑石,及新造的九龍城寨模型。因為電影所搭佈景與昔日九龍城寨相近,有意見認為應將佈景保留,一可成為遊客「打卡」景點,二可作為市民的「集體回憶」,讓年輕一代認識九龍城寨歷史,及昔日城寨居民生活狀况。

電影引發市民對城寨的回憶

關於九龍城寨的歷史,過去有不少論述,近日亦有城寨居民回憶他們在城寨的生活。一時間,九龍城寨成為熱門話題。筆者想在本文補充的,是一些關於城寨居民生活狀况的資料,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在剛建成的新蒲崗裁判署任職感化官,那時負責的個案中,有幾個來自城寨;而為了做家訪,我有機會一睹城寨面貌。另外,1975年時,我轉到社會工作訓練學院擔任講師,當時香港救世軍在九龍城寨有辦小學和診所,他們想知道城寨居民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及他們可以如何改善服務,於是聯絡社工學院幫忙,我被委開展該項調查。

關於上世紀70年代九龍城寨的情况,我不敢說有認識,因為每次進入城寨,例如為了完成感化報告而做家訪,我都是約了當事人在城寨外圍集合,然後由他們領我到他們在城寨的家。至於救世軍那次調查,訪問由學院學生負責,我每次進入城寨都有救世軍同工相伴。

1975年在九龍城寨做調查

救世軍的調查完成後,我在《香港社會工作學報》1976年夏季那一期,發表了名為〈九龍城寨居民的生活狀况〉的報告。那次調查訪問了97戶九龍城寨居民,其中45戶曾接受救世軍在城寨內提供的服務,餘下52戶是他們的鄰居。大致上,調查所得資料應有足夠代表性——接受訪問的住戶平均人數是6.57,兒童是4.37人;雖然兩個數字都高於1971年人口普查的相關數字,但由於受訪住戶均有兒童成員,住戶人數較多是意料中事。

調查結果不在這裏細表,但整體上,城寨居民生活狀况與當時勞動階層十分相似——他們家中多有一至兩名工作成員,全家收入偏低(59.8%住戶收入介乎800至1399元);為了增加收入,即使是沒有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例如主婦,只要他們有能力和時間,多會做兼職;而歲數較大的孩子會在家中照顧小弟妹。

入住城寨  因樓價或租金便宜

受訪的97戶之中,60戶在城寨居住超過10年;而他們入住的原因,48.3%是因為城寨樓價或租金較外面便宜;8.3%為了交通方便;其他的並沒有特別理由,「住落了就不想搬」。順帶一提,受訪住戶居住面積不像今天的劏房,一般有五六百呎,兩房一廳十分普遍。可能是城寨樓宇背靠背,不用打地基,也不用繳交差餉,租金較平之外,面積也可大些。

對外人來說,他們對九龍城寨的印象是髒和亂。一如上述電影描述的,黑社會分子在城寨內橫行無忌,黃、賭、毒無處不在,橫街窄巷好像迷宮,走在其中,頭上是雜亂無章的電線和水管(城寨內的電和水是從外面非法駁入),發臭的明渠令人作嘔。我在調查報告中曾引述當時一份英文報章對九龍城寨的報道:「這是一處滿載罪惡和邪欲的地方,黑暗的小巷永遠不見天日,住在那裏的好像等待死亡來臨。」這樣的描述真實嗎?我想這不過是外國人到訪九龍城寨一兩次後的觀感。

住在城寨的居民,雖厭惡城寨的髒和亂,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屋邨,情况不見比九龍城寨好到哪裏?我當時因工作經常到訪雞寮(即今翠屏)、牛頭角、黃大仙等公共屋邨;就算只走在屋邨的外圍,也常聞到惡臭,因屋邨的去水渠只鋪上鐵蓋,一旦淤塞便傳出臭味。况且垃圾房在每棟樓宇底層,垃圾常堆積如山。

黃賭毒  非九龍城寨獨有

九龍城寨的特色,就算在現代人心中,好像離不開色情場所、賭檔、販賣海洛英等的肆無忌憚。不過,這些特色是九龍城寨獨有嗎?那時候,我因工作到訪的公共屋邨,樓梯轉角處常見「道友」(吸毒者)「追龍」,屋邨的空曠地有人公然開賭,非禮事件見慣不怪。因此,黃、賭、毒並非九龍城寨獨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基層市民較集中的地區,例如官塘(觀塘舊稱)、深水埗、港島的灣仔,違法行為並不罕見。

九龍城寨又是否「三不管」?這裏真的全無法紀?我可以肯定地說,在1970年代初期,警察並非完全不管城寨內的違法行為。城寨內開業的診所,警察不會查察執業者的資格;偷竊搶掠如果涉及的金額不多,警察多視而不見;居民之間如有糾紛,警察會放任他們自己解決。不過如果事件弄至人命傷亡,警察必然介入。以上是我從裁判署警察口中得知的。此外,我相信九龍城寨可以容納黃、賭、毒等非法勾當,與當時貪污在警隊中盛行不無關係。

這樣,城寨居民對自身安全擔心嗎?擔心是有的,但他們知道城寨內的惡勢力不會「搞垮」自己搵食的地方。城寨如果不安全,誰還會入去「幫襯」那些「架步」?總言之,外人或許擔心「冇王管」,住在那裏的居民卻覺得亂中有序,於城寨居住可能比外面安全。順帶一提,因工作關係,我早認識城寨女傳道人潘靈卓(Jacqueline Pulltinger),她對傳教的熱誠令人欽佩;但她能夠在城寨「生存」,主要是由於她的英國人身分,惡勢力知道「對付她」沒有好處。

其實,城寨居民最擔心的是城寨發生火警,因為狹窄的街道妨礙救火,一旦自己的房子燒了,不僅沒有賠償,他們也不知到哪裏找到如城寨般這麼租金便宜、交通方面、地方寬敞的居所。而那時輪候公屋,等待十年八年十分平常。調查報告完成後,我總結說:「我們發現,九龍城寨居民的生活狀况,並非如公眾想像的這麼惡劣。事實上,他們與公共屋邨的居民有共同特質——他們勤懇地工作,掙取報酬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他們擔心失業、惡劣的居住環境和子女的教育。換言之,我們雖不否定九龍城寨存在各種罪惡(vices),但我們相信,住在城寨的居民與香港一般勞動階層並沒有分別。」

真誠告訴港人過去走過的路

最後,筆者想問的是:保留九龍城寨電影的佈景有意義嗎?我們不是已有九龍寨城公園嗎?那裏的城寨模型,及其他清拆時留下來的碑石,不是足夠我們對當日城寨情景的回憶嗎?坊間不是有眾多記述城寨歷史的書籍和舊日圖片嗎?電影佈景會增加市民和遊客對九龍城寨的認識嗎?

我認為更有意義的回憶,是藉着九龍城寨電影引發的熱潮,真誠地告訴市民港人過去走過的路,正如《獅子山下》所唱的,有唏噓、有歡笑。而九龍城寨居民所經歷的,如果有什麼啟發,就是港人為了生活,曾經忍受諸般辛酸和欺壓;惟為了自己和子女的未來,他們所能夠做的,是不懈地努力和奮鬥。

作者是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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