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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ney Spears若晚生10年 媒體對她的報道會大不相同(文:方可成) (09:00)

年少成名的美國樂壇天后Britney Spears,人生經歷了許多坎坷:數次婚姻失敗、在狗仔隊無孔不入的鏡頭下屢屢失態、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27歲時被判給父親強制監護、失去自由長達13年……

去年10月,她出版了回憶錄The Woman in Me,揭開許多痛苦的舊事。最近,又有傳媒稱她在酒店鬧事,引發「粉絲」對她精神狀况的憂慮。

不過,今天的媒介和輿論環境已經與一二十年前大不相同,Britney Spears應該不會再次喪失自由。她成名之後的起伏道路,也折射出過去一二十年媒體理念和社會觀念的變遷,以及話語權分配的變化。這些變化意味着:如果這個明星晚出生10年,她的命運可能會跟現在非常不同。

從「美國甜心」到「瘋癲女人」

1999年,年僅17歲的Britney Spears發布歌曲專輯...Baby One More Time,隨即火遍全球,並且開啟了全新的teen pop音樂時代。在華語世界,她被人們親暱地稱呼為「小甜甜」——這也的確非常符合她的「美式金髮甜心」形象。

然而,不到10年的時間,她的公眾形象卻迅速轉變,成了一個「墮落的瘋女人」。街頭巷尾熱議的,是她那些私生活傳聞:出軌、閃婚、生子、婚變、進戒毒所、剃光自己的頭髮……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Joanna Arcieri,以研究Britney Spears與媒體的關係為博士論文選題。她認為,2008年之前的那幾年,可能是現代史上最不適合做明星的時代,原因與當時的媒介環境有關:一方面,電視和互聯網令新聞在一天24小時之內永不停歇,TMZ等八卦網站剛剛創立不久,這種巨大的需求,激發了狗仔隊更努力地發掘名人私生活的細節,他們記錄下「小甜甜」的每一次失態,並將照片賣出高價,登在報紙頭版和雜誌封面;另一方面,剛剛興起的「真人騷」節目,將名人的日常生活展現得淋漓盡致,更進一步使「窺私」這件事在大眾中間變得習以為常。

人類學家Lara Descartes則更進一步指出:通過媒體窺探明星的私生活,尤其是私生活當中的那些「醜聞」,可以令人產生一種奇怪的心理滿足感——那些跟我不一樣的人,即便光鮮亮麗一時,最終也都會遭遇不幸。

Britney Spears的故事中,不僅有無孔不入的狗仔隊,還有各大媒體對她的偏頗解讀。當時,大家都將她的故事放在娛樂版面,當成明星八卦,幾乎沒有人看到那些「狗血」劇情之下的核心問題——心理健康、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的污名與去污名

通過她後來的回憶,如今我們可以認識到:Britney Spears的那些反常的、「瘋癲的」表現,其實是一場心理健康危機。造成危機的原因,一方面是她遭遇的產後抑鬱症,另一方面是她摯愛的姨媽去世帶來的悲痛。

但產後抑鬱症在那個年代還沒有得到大眾的認知和討論;摰親離世帶來的心理創傷,也少有人正視。對於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人,媒體給予的描述是奇觀式的(大家一起圍觀一場鬧劇),也是充滿污名化的(她成了一個「失控的、墮落的」女人)。

2007年,剃光了頭髮的Britney Spears用雨傘敲打一名狗仔隊記者的汽車。《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聲稱,「她的崩潰是她一生中最有趣的表演。」

對於Britney Spears的遭遇,聯合國婦女署女權活動家Munroe Bergdorf評價說:「那時的社會選擇對精神疾病避而不談,不願正視女性處境,以及探討如何消解蔓延的厭女情緒。女性公眾人物被媒體拿來消費,世人追捧你到制高點,為的是最終能夠親手將你毁掉。」

好在,這樣的狀况如今已經得到一定的改善。媒體和輿論已經意識到,應該主動去除精神病患身上的污名化。名人應該被允許公開談論自己的精神健康狀况,而媒體則應該對他們的精神問題給予同情,而不是將這些狀况變成吸引眼球、公開嘲笑的材料。如果Britney Spears晚出生10年,她的境遇應該會得到更多同情和理解。

一個例子是,同樣年少成名的女演員Amanda Bynes,比Britney Spears晚10年左右出現精神問題,也曾接受強制監護,但她沒有成為媒體上的笑柄;人們更願意談論的是,「希望她能夠照顧好自己」。

社交媒體改變話語權分配

2021年2月,《紐約時報》出品了一部紀錄片,名為《陷害Britney Spears》(Framing Britney Spears),其中部分情節呈現的,就是媒體的報道如何成了陷害她的關鍵角色之一。紀錄片引發人們對偶像文化和媒體報道的反思,Glamour雜誌評論說:「對於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我們都難辭其咎。」

是什麼推動了媒體反思自己十幾年前的不負責任報道?社會整體的觀念變化,是一方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和普及。

2008年之前,當Britney Spears成為八卦話題的主角時,即便她願意,也沒有什麼辦法親自發聲,直接向大家解釋自己的故事。她的聲音,會被經紀人、公關助理、媒體編輯記者層層過濾;最後呈現在大眾面前時,已經面目全非。

而如果她晚生10年,那麼她將可以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發聲,直接講述自己的故事。這是話語權在機構媒體與社交媒體之間重新分配之後的結果。

實際上,社交媒體在幫助她脫離強制監護方面,已經起到關鍵作用。

最近幾年,社交媒體上興起了「解放Britney」(#FreeBritney)運動,成千上萬的網民參與其中,掀起了巨大聲浪,甚至從線上抗議走到了線下集結,也吸引了諸多明星聲援;還有網民為她提供了法律上的援助。這場運動的核心,就是要將Britney Spears從強制的監護中解救出來。

2008年,27歲的Britney Spears被法院判決,須接受自己父親的強制監護。她失去了對自己身體、行動、家庭、事業、財產的主導權。事後回過頭看,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判決。一般而言,這種強制監護只適用於那些失去了自主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比如連去超市買東西都需要幫助的人。而Britney Spears那時候甚至還在開全球巡迴演唱會,為什麼需要被剝奪人身自由?

這樣的強制監護,於2021年終於結束。在這個過程中,「解放Britney」運動的影響力不可小覷。

在這些改變的影響下,媒體也開始用更加具有同理心和同情心的視角來報道Britney Spears。比如,《紐約時報》的報道說:很難不對她在過去十幾年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真實的憤怒。

「解放Britney」運動並沒有因為強制監護的結束而告一段落,「粉絲」們仍然密切關注Britney Spears的一舉一動,留意她可能被限制自由的蛛絲馬迹。沒能夠晚出生10年,也許是Britney Spears的不幸;但是,她至少趕上了對於明星報道、女性處境、精神病患的觀念變化,以及社交媒體興起帶來的話語權重構。這算得上是不幸中的幸運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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