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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徵費:為何由共識變everything is wrong(文:譚穎琳) (09:00)

垃圾徵費從2005年由當時的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提出,至今醞釀近20年,政策的支持度原本並不低,2018及2021年皆有民調顯示逾七成市民支持政策。然而政策臨門一腳推行之際,宣傳失焦、準備不足、官員失言,以至早年立法會幾乎全票支持到今日憂心回收配套不足,民意已逆轉成「近七成市民反對8月1日如期推行」,甚至被認為「everything is wrong」。垃圾徵費引起的爭議,不止折射政策執行的問題,更反映政府在廢物管理方向和步伐的核心問題。

勿誤會解決配套問題就可水到渠成

自今年初以來,垃圾徵費議題登上各大報章頭版、電台、網上討論區熱話,其關注度和討論度皆前所未見。而恰恰這些批評和質疑,卻在短時間內「解鎖」本港的減廢潛力。以智能廚餘回收桶為例,今年1月只得449個,預計到8月會擴展至超過700個;而廚餘回收量由2023年平均每日166公噸,今年3月增加至平均每日約230公噸,足見政府並非不能,而是不為,也予人感覺當局在政策落實死線前受壓,才急忙補漏拾遺。這是否浪費了立法後逾兩年的準備期,以及自宣布政策後的10多年時間?

行文至此,不要誤會只要解決商界和議員多番提及的「回收配套不足」問題,政策就能夠水到渠成。本港廢物中,廚餘和塑膠已佔逾一半。儘管增加廚餘配套有助市民減廢,但塑膠回收卻只能事倍功半。環境局近年花費數以億元計公帑,積極推行「綠在區區」、俗稱「6仔店」的回收便利點等設施,但近3年的塑膠回收率僅微升約1.5個百分點,數量相等於本港8天的塑膠棄置量。若長年側重回收,忽視源頭減廢的政策介入,減廢成效只會大打折扣。

生產者責任制  必不可少

垃圾徵費需要哪些配套和政策工具配合,以減少擾民和達至全面的減廢成果,從市民日常生活的垃圾袋,已可知一二。綠色和平今年3月招募45個家庭開展為期7日的「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公民實驗,發現一半家居垃圾屬於隨產品附帶的外賣餐具及無謂包裝,其餘主要為廚餘。這意味現時大量生產無謂包裝的企業,其處理廢物的責任轉嫁予市民,由市民「山長水遠」到「6仔店」回收,或在垃圾徵費實施後付費,造成「企業生產,市民埋單」的不公平現象。

垃圾徵費旨在透過經濟誘因,推動企業和市民減廢。綜觀亞洲已推行垃圾徵費多年的城市,例如台北、首爾等,其廢物管理和減廢成果均與減廢政策、生產者責任制掛鈎,多軌並行。若社會欠缺減廢選擇、配套及誘因,減廢「叫破喉嚨也沒人理」,甚至惹來反彈,這也正正是香港目前困局——市民「硬食」部分生產無謂包裝和垃圾的連鎖企業的責任。因此,在上述提及的廚餘回收配套以外,推動生產者責任制也是必不可少,例如規管過度包裝、要求連鎖店提供借還重用餐具系統等,向消費者提供源頭減廢的選項。

除了市民,負責處理城市大大小小垃圾、在廢物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清潔工,同樣承擔了不必要的負擔和責任,他們的權益長年不被看見、不被聽見,直至垃圾徵費即將推行時才得到關注。例如政府開展先行先試計劃後,有清潔工指工作量增加;但這不代表沒有垃圾徵費,他們的工作就不辛勞。垃圾站規劃設計簡陋、工作環境高壓、工作量過多,皆是日積月累的問題。

局方要思考的是,如何加快改善工友的工作環境及待遇、如何執法以保障前線工友。以台北為例,當初實施垃圾徵費時,垃圾站數目不多,惟當地採用「垃圾不落地」的做法,垃圾車會按時收集垃圾,支援垃圾徵費。

另一邊廂,推行減廢政策減少垃圾,及推動各界丟垃圾的禮儀、宣傳舉報渠道,均可幫助減輕清潔工的工作量及壓力。唯有政府落實明確的政策推行時間表和目標,才可一步一步改革這些積存已久的垃圾管理缺失。

最低限度8月1日政府率先落實政策

香港在推行垃圾徵費的路上,走了20年,終於走到最後一哩路。政策目前顯然並未完善,但政府須痛定思痛,最低限度由各政府部門帶頭在今年8月1日率先落實垃圾徵費政策,訂定清晰減廢目標,在半年後公開減廢和回收數據,並針對遺漏,部署解決方法。同時,積極改革垃圾管理問題,包括規劃以人為本的垃圾站,保障清潔工權益;訂立過度包裝、延期逾年的膠樽及紙包盒生產者責任制,發展外賣重用餐具借還系統的目標和落實時間表等。

無了期拖延或擱置垃圾徵費,只會再度錯失改革香港垃圾管理、推動企業源頭減廢的重要契機,更辜負了社會各界一直以來的支援及付出。

作者是綠色和平項目主任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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