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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生活圈成形 香港有什麼要適應(文:林緻茵) (09:00)

最近一次聚餐中,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大家猜猜,上深圳洗牙兼美白牙齒,要幾多錢?」

席間每個人都估計價錢超過100元,然而最終揭曉的答案卻令眾人震驚不已——39元人民幣。大家問質素如何,有人反映質素很好,服務由兩名專業人員提供,診所環境衛生,位置亦十分便利。洗牙只是北上行程的一部分,洗牙前後可留在深圳吃喝玩樂,有時間還可以過一晚。

雖然筆者沒有到深圳洗牙的經驗,但從近年新聞所見,以及親耳所聞,都似乎證明一小時生活圈「成功」了。從最初特區政府鼓勵青年北上就業、支持老年人北上安老和接受醫療服務開始,到如今港人每星期都會上深圳,計劃遊港兩天的旅客也會選擇在深圳過夜再來港可見,兩地人口流動的模式已經轉變。

那麼,北上消費群體的規模是否已擴大?還是純粹因為部分人離開香港後,傾向留港消費的人減少了?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數據來證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內地的消費選擇多了、消費資訊豐富了、港人對內地服務質素的信心強了、往返兩地的基建更完善了,港人到內地消費的模式也變得更有組織(例如幾個家庭相約到深圳山姆超市購物,再「瓜分」戰利品)。近日已有其他學者在專欄中分享他們的觀察,筆者也希望就這議題發表一些看法。

經營狀况變  背後有數據嗎?

今年五一前夕,兩間戲院相繼宣布結業,旺區如銅鑼灣的「吉舖」也隨處可見。政府正努力拼經濟,被問及對結業潮的意見時,特首表示「世界永遠會因為轉變而令不同行業需要適應,有些會經營得不太成功,但亦有新來的不同經營者參與我們的市場,所以這些更替在我們的經濟轉型期內是必然會發生的」,「我覺得整體香港社會應該以積極和進取的態度去看所有的問題,這包括業界和各個行業,一起把香港真真正正輝煌的、好的一面都告訴大家」。

的確,香港作為商業社會,汰弱留強屬自然現象。特首指雖然有人經營得不太成功,但同時也有新行業及新企業誕生。那麼,已離場的人是誰?進場的人又是誰?「一雞死一雞鳴」,是否簡單的一加一減,毋須在意?

特首的回應,讓筆者想起已改名重開的「全港店舖消息關注組」,以及另有人發起的「開張大吉關注組」。關注組的內容,其實就是本港零售市道的一些非正式數據。當然,這些數據並不完整,大部分都是個案形式的分享。除關於食肆營業時間縮短及結業的帖文外,群組內也有「開張」的消息:由日本引入的品牌「挽肉與米」固然引起了討論,另有更多帖文是關於內地連鎖品牌如木屋燒烤、啊一檸檬茶、蜜雪冰城等來港擴充業務。

非正式個案以外,反映市道的數據還有幾類:(1)食環署全港有效食物牌照數量;(2)地產代理商記錄的商舖成交數字;(3)至於統計處的業務收益現時動向指數,則反映中小企業務狀况。惟這些數據都只能側寫香港目前市况,例如商舖成交數字不能反映有多少生意轉手,抑或只是業主易手;食物牌照數量也不能反映市場參與者的具體業務和品牌。

數據匱乏下,目前官民對市况仍流於各自表述,未有共同討論和解決問題的基礎。市民呻市道差,甚至是一張店舖結業的照片,都會引來幾百個留言;官方則表示樂觀,鼓勵行業說好香港故事。政府又有沒有較完整和具體的數據說服市民,以改變他們對市道的印象?假如香港正在轉型,我們正轉往什麼方向?作為一般商戶,要怎樣做才不被淘汰?反觀內地城市就有完整的開業數據,讓市場理解營商情况與城市競爭力。

經營狀况變  政府有角色嗎?

連帶的另一問題,就是政府在經濟轉型期的角色。推動兩地融合是歷屆政府的重要政策,而政策對香港的營商模式產生了影響。當市場參與者在新的營商環境下面對困難時,政府的角色是什麼?新的參與者,主要是內地品牌嗎?退場的,是否一些香港老字號或特色店舖?為吸引外地旅客到港,政府正開發深度遊和盛事經濟。假如保留香港特色文化是發展深度遊的條件,那麼市場參與者的「質變」,就不止是行業新舊更替的問題了。

此外,在一小時生活圈框架下,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亦會面對新挑戰。近日台灣樂團五月天來港,對內地遊客而言理論上已有一定吸引力,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會因此而留港過夜。就此,筆者身邊就有人提到:兩地交通便利,會否影響「演唱會經濟」的成效?

試想像一個情况:啟德體育園開幕後,有國際巨星訪港,舉辦超過5萬人的大型演唱會,吸引大量內地旅客。站在發展「演唱會經濟」的角度來看,一小時生活圈帶來的便利,或會令香港流失過夜旅客。旅客大可以在深圳消遣,到香港看演唱會後再回深圳過夜。雖說旅客在港仍有機會消費,但過夜旅客減少,難免會令「演唱會經濟」的效益打折扣。

以上種種,都是一小時生活圈的成功所帶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涉及香港在大灣區中的定位,難以由民間和商界自行解決。這些定位問題,遍及各個政策範疇,不止於文體旅局負責的事項。例如,港人流行到內地接受牙科服務,牽涉的就是香港牙科人才規劃,以及專業人士的生計問題。

誰在討論香港定位問題?

呂大樂教授在上周五本版專欄中提到:「香港社會要討論的課題,是爭取主動去支配、塑造新的城市發展路徑?還是繼續被動地由外在環境的轉變,來決定這個城市如何回應?」

筆者同意課題有迫切性,但民間是否仍有心有力在討論?有能力對宏觀定位問題提建議的民間研究機構和資源少了,民間的討論也由過去的「宏觀願景」(如6年前的土地大辯論),轉為一些較「去政治化」、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民生議題(如垃圾收費)。當這些民生議題也有機會被政治化,公共討論就會萎縮到一些軼事和軟性新聞報道(如「何伯」的故事就成了近日熱話)。雖然民生無小事,軟性報道也可以有公共政策面向(「何伯」故事就與公屋富戶政策有關),但有多少人會選擇以政策角度看待這些軼事,還是只當成茶餘飯後的「花生」?無論是引導民間重新參與討論,還是要由政府決定如何回應外在環境的轉變,要走出第一步的,依然是政府。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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