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較平和的社會氣氛下順利完成，各界期待香港能盡快聚焦經濟民生。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垃圾收費卻引起廣泛社會爭議並有愈演愈烈之勢，不僅媒體充斥相關報道，成為市民街談巷議的話題，抱怨之聲不絕於耳，而且一些主要官員都成為相關問題的追問對象，似乎垃圾收費已蓋過其他事務成為本港頭等大事。不少社會人士擔心，垃圾收費爭議的持續發酵，會衝擊香港聚焦謀發展的主旋律。對此，本人有4點看法：
其一，備受爭議的垃圾收費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他們當中部分人還在監獄裏），是上屆政府在泛政治化環保的高壓下訂出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其二，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準備好，現階段不適宜推行垃圾收費；建議政府在試行期結束後重新考慮是否將其押後或完全停止，最重要是盡快擱置有關爭議。若任由垃圾收費爭議耗費社會精力，干擾政府聚精會神謀發展，並不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期望，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局面，因這不符合中央的希望和要求。
其三，政府擱置的是垃圾收費爭議，不是環保大原則。香港要堅決擺脫環保道德綁架，下決心走一條符合香港實際的環保與發展的可行之道。第一步應先做好回收工作，在其取得全面認可和成功後再採取其他措施。
其四，社會各界與政府是「同舟人」，應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科學決策、善作善成，有所為有所不為，共同實現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和民生福祉。
不能任由垃圾爭議衝擊主旋律
政府根據社會要求，將原定今年4月實施的垃圾收費改為在全港14個地點「先行先試」，結果發現問題多多，反映香港現階段不具備實行垃圾收費的條件。一方面，香港遠遠無做好垃圾收費必需的垃圾分類和回收等配套措施，那些缺乏管理的「三無大廈」（無業主立案法團、居民組織及管理公司）甚至連垃圾桶都沒有，樓梯後巷遍佈垃圾。另一方面，香港住宅空間普遍狹窄，基層居民生活壓力大，對他們來說，實行「寓禁於徵」的垃圾收費確有些「陳義過高」。
必須指出的是，當年激進反對派在泛政治化嚴重氾濫的時候提出垃圾收費，上屆政府在環保的大帽子壓迫下接受，這是一項對實際困難嚴重估計不足、不具備可行性的政策。無論什麼時候實施，都會是極度困擾千家萬戶的「大頭佛」。這也是有關政策一波三折、一再推遲實施的主要原因。
23條立法能迅速完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和社會都有一個共識：盡早完成國安立法，盡快聚焦經濟發展。當香港完成23條立法、社會對發展經濟充滿期待時，卻因垃圾收費爭議備受困擾，這是不應該的，也是不能容許。
眾所周知，今年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的丁薛祥副總理明確表示，希望香港盡快完成23條立法，將工作重點轉移到謀發展。倘因垃圾收費爭議阻礙特區政府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相信也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特區政府應考慮及時止損，盡快擱置垃圾收費爭議，確保政府和社會各界能聚精會神謀發展。
擱置的只是爭議 不是環保
必須強調的是，政府擱置的只是爭議而不是環保。這裏涉及的是如何做好環保的方式方法問題，並非要不要環保的問題，必須防止有人將擱置垃圾收費的爭議拖入是否放棄環保的爭議泥沼。多年來，泛政治化的環保爭論實在是害苦了香港。香港「安居難」聞名於世，但香港卻被牢牢套上環保的緊箍咒，郊野公園以至其邊陲的雜草爛地荒廢曬太陽，卻一寸都不准開發用作建屋改善民生，市民苦於泛政治化環保歪風久矣。好在《港區國安法》及23條立法剷除了泛政治化的制度根源，本港泛政治化歪風已得到有效遏止。特區政府有條件也有底氣拒絕環保道德綁架，以科學務實態度，尋求一條切合香港需要的環保發展之路。
筆者建議政府在試行期結束後，重新考慮是否將其押後或完全停止；而盡快叫停垃圾收費爭議，應是首要考慮。當然，環保是政府必須堅持的大方向，政府應就處理垃圾問題作全面部署，分階段逐步實施，第一步應先做好回收配套措施，在回收工作取得全面認可和成功後再採取其他措施，包括垃圾分類、源頭減廢等；還應研究將焚化垃圾作為處理廢物、發電、物料循環再造的主要手段，通過增建焚化設施，並尋求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利用其垃圾焚化爐的剩餘產能處理香港垃圾。
展示敢於擔當、善作善成新作風
有人將擱置垃圾收費爭議與特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魄力聯繫起來，認為擱置有關政策會損害政府信譽。其實恰恰相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中，要求特區政府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特區政府抓大事、定優次、保重點，審時度勢，發現問題，果斷止損，消除爭議，正正展示敢於擔當、善作善成、良政善治的新作風。在中央看來，特區政府的工作成績單是香港的總成績單，當然也是香港特區愛國愛港力量和全體香港市民的成績單。香港社會各界應按照中央要求，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善作善成，共同落實好中央戰略意圖和決策部署，建設香港美好家園。
作者是第十屆中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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