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化的轉變，如果從互聯網普及的時候算起，在全球範圍也已經有30年歷史。科技轉變對新聞行業帶來「危機」的說法，大約到了2010年前後，算是一個高峰。例如2011年，幾名美國學者就編輯了《最後的一名記者請關燈》（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一書，集合眾多專家，探討新聞業的「存亡」問題。另一本那年頭出版的學術專著，索性名為《新聞的終結》（The End of Journalism）。
十幾年下來，科技環境仍不斷對新聞業帶來新挑戰，「危機」一詞仍不時被提出來。但整體上，至少在歐美國家，學界和業界的危機感反而沒有十幾年前的強。
未來新聞生產模式 較難預測
最近，幾名英國學者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主流媒體仍然重要〉的論文（註），對新聞機構面臨危機的說法和現實發展狀態，做了一個頗為系統的討論。但在介紹該文章前，先要指出的是，談論「新聞」、「新聞工作」和「主流新聞機構」的危機，是不一樣的。
有時有人會問：面對數碼轉變，「新聞」還會不會存在？筆者的答案是：新聞肯定會繼續存在的，因為社會一定對跟公眾息息相關的資訊有需求；較為難以預測的是，未來的新聞會否仍然像過往一樣，主要由資源充足的機構，僱用受薪的專業人士來生產。
過去10年左右的一些學術討論，就指出過一些新的新聞生產模式，例如由個別記者在機構之外組成網絡做調查和報道工作。
幾名英國學者談論的，主要是主流新聞機構面對的「危機」。但他們開宗明義地說，縱使我們絕對不能低估傳統媒體機構面對的挑戰，但很多相關的討論，忽視了所謂「危機」的內部多元性，因而未能更清晰地理解新聞機構面對的問題到底是什麼，以及不同類型的機構在應對挑戰時的可能性。
「新聞危機」的4個層面
他們認為，一般坊間在討論新聞的危機時，其實包含4個互相扣連但又不全然一樣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觸及率的危機（crisis of reach）。有一種說法認為，人們現在多通過社交媒體平台接收資訊，甚至有不少人認為社交媒體平台上資訊發達，若有重要新聞出現，毋須主動去看新聞，「新聞自然會找到自己」。結果是，傳統新聞媒體所提供內容的觸及率會大幅下降。
惟幾名學者指出，實際上，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能夠接觸到的新聞內容，往往仍然來自傳統主流傳媒。對於像BBC（英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和《衛報》等傳統「名牌」來說，數碼環境和社交媒體更讓它們更容易接觸到國際讀者。換句話說，論觸及率，並非所有主流傳媒機構都受同樣影響，國際上有名的新聞品牌甚至可以是得益者。
第二個層面，是收入的危機（crisis of revenue）。縱使新聞內容可以通過社交媒體接觸讀者，但廣告收入卻很大程度落入社交平台的手上。在英國，報章廣告收入從2011至2021年就下降了48%。惟作者也指出，英國電視台廣告收入在2004至2020年之間，其實有11%增長。另外，通過如付費牆和新的網絡訂閱模式，一些傳統新聞機構也站穩了陣腳。在法國，Le Monde以永久合約聘用的編採人員，從2010到2021年之間增加了68%。跟觸及率危機一樣，受收入危機打擊最嚴重的，是中等或小規模的地區性質媒體，尤其是地區報章。
第三個層面，是信譽的危機（crisis of reputation）。在很多國家，主流媒體機構愈來愈多地受到政客攻擊；民眾對新聞機構的信任，也似乎有下降趨勢。幾名作者指出，過去10年主流媒體受到的指摘和攻擊的獨特之處，在於這些攻擊往往具備民粹主義特徵，它們並非針對新聞機構實際上做了什麼不妥當的事情，而是在籠統層次上，把新聞機構視為「自私和跟民眾脫節的精英」。不過作者們也指出，一些研究顯示，人們並非不信任所有主流傳媒機構；實際情况是人們對可信和不可信的主流媒體機構，有更細緻的劃分。
最後一個層面是相關性的危險（crisis of relevance），指的是在數碼時代，公眾人物和社會機構都可以繞過大眾傳媒直接跟民眾及支持者溝通，新聞傳媒失卻了公共傳播的中心地位。
公共傳播的去中心化，的確是一個趨勢；但作者們亦指出，去中心化是一個程度問題，而只要主流傳媒的信譽和象徵意義不完全消失，主流傳媒仍然有「地位賦予」的功能，民眾仍然傾向視主流媒體報道為一件事情的重要性的指標。同時，很多國家的官方機構仍然重視主流媒體。幾名作者甚至直截了當地說：「政治精英仍然需要媒體精英，反之亦然（political elites still need media elites, and vice versa）。」
幾名作者不是否定新聞行業面對重大挑戰，而是通過對「危機」內涵的分析，指出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主流新聞機構，面對的問題其實並不一樣；而全球最具備實質和象徵資本的主流媒體機構，會較容易回應各種挑戰，它們不止沒有「終結」，個別機構甚至鞏固了自己在行業內的領導地位。也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主流媒體仍然在新聞和公共傳播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不同社會狀態裏的媒體
3名英國學者的文章，探討的主要是歐美民主社會的狀態；但文章提供的對新聞業「危機」的思考框架，也可以用來分析其他社會狀態下的媒體。例如在威權主義社會或混合型政體（hybrid regime）中，政治邏輯介入市場運作，主流媒體機構的持續存在，往往不依賴它們是否在市場收入上站得住腳；它們的「相關性」，亦建基在傳播官方或特定政治力量的話語和觀點之上，所以主流媒體機構至少在收入和相關性方面面對的挑戰，比民主社會中的主流媒體機構面對的挑戰會較細。
同時，很多威權主義政體中的主流媒體機構，其實是沒有多大公信力的，恒常的讀者人數也不一定很多；惟信譽和日常觸及率不高，不會減弱它們角色和它們所提供內容的象徵意義。亦即是說，在威權主義社會或混合政體，由於主流媒體機構往往有官方或半官方的角色及背景，它們的持續重要性更加明顯。
註：David Deacon, David Smith & Dominic Wring (2024). Why mainstream news media still matter. Media, Culture & Society.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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