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名家金庸的百歲冥誕剛過，香港和內地也有紀念活動。金庸的創作影響深遠，成就有目共睹，可以用「金風玉露一相逢」（語出宋代秦觀《鵲橋仙》）形容，燦爛奪目，百年少見。不過，中國經常出現《新唐書．陸象先傳》之句：「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豈不是互相抵消，思絕文窮？際此《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之時，不少人擔心當中禁忌會否在意識形態領域氾濫？憂心之餘，故引出今天標題。
（1）金庸及其作品誕生的前世
──毋須忌諱，金庸成名之前，在左派報章得到文化界前輩羅孚賞識，創作武俠小說。後來他創辦《明報》，顯示其獨立思考的政見和取態，反對共產主張、反對文革、反左，與左派論戰。如今看來，這不是「食碗面反碗底」，而是根據客觀事實和主流民意，深入思考之後的認知。這也是很多左派報人離開左派圈子後的選擇，我也感同身受。如今，內地肯定金庸的成就時，很少提及這一段「前世」，某程度上反映了「選擇性記憶和失憶」。
──金庸的另一次「反叛」，是1989年「六四」前夕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之職（其後辭職的還有司徒華和李柱銘）。這是他重新成為北京的統戰對象後，另一次選擇離去。無論他當年「重投懷抱」是否因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來下堂而去是否因為傷心欲絕，外界都視為擇善而行、見暴而棄的人氣表現。這些官方今天都不談了，完全體現官方的政治性格和需要。
──不過，外界對金庸的選擇和言行也有不同意見，巧拙各自說，瑕瑜後世評。此文與人為善，不作討論。我想說的是：官方上述的「隱惡揚善」，如果建基於不記「前仇」、不拘泥於曾經交惡、不介懷於意見分歧，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對方的成績和好處，明白對時局的獨立見解可以推動兼聽則明的效果，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應該加以推廣的。相反，如果官方只着眼於功利的考慮，借別人之氣，撐自己的場，或利用雙方「移船就磡」製造統戰效果，那只會變成充氣但又會漏氣的球，始終不成樣子，不能大派用場。
（2）寬厚和寬鬆 能否不斷擴大？
──無論官方出於什麼動機，我也會肯定他們對金庸的寬厚，以及拋卻前嫌的寬鬆。既然如此，官方能否擴大這種寬厚和寬鬆，實施在其他人身上呢？以過去的人物為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就是典型例子。此外，「六四」之後以至近年流亡海外的文化人，如今很多已經消失或垂垂老矣，有些則已經淡出政治，他們的創作也不會構成「威脅」。如果把對金庸的寬厚和寬鬆同樣落實在他們身上，減少敵意，例如先讓他們的作品按今天標準在內地出版（這是雙方可以討論的），創造善意，不是可以發揮更大的「玉露效果」嗎？
過去有些經驗，確實需要深思和修正。曾有若干因不同政見而滯居外國的文化人，都要接受限制創作自由的條件，才可回國。其實，即使讓他們回國，他們都會探索雙方可接受的界線，毋須一定要他們「絕對臣服」才可恢復創作。如果繼續以政治壓倒一切，只會延續萬馬齊瘖的惡果。
──近年來，擔心創作自由受損，或者擔心被追究的香港文化人移民海外，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其實，近年香港正處於大時代的變化之中，可以產生很多具影響力的傳世作品。可惜，由於香港的創作環境惡化（這是毋庸諱言的事實），不少有創作活力的文化界人士離港而去，這是香港的一大損失。如今，他們把精力放在海外的創作，例如遊子之思、異地之情，雖然也可以產生佳作，但這些本來可以是香港的「金庸」（泛指各類文藝創作人），為什麼要他們冷臥異域呢？
──反觀過去的香港，1950年代內地文化人南移，就是利用香港創作相對自由的環境，造就一時風氣。在港英政府壟斷的年代，也出了金庸、梁羽生等名家；後期隨着港英政府創造與中國談判籌碼的需要，1980年代造就了活躍的文化氣氛，香港電影乘時崛起。這些都是很好的經驗。
如今在香港，文藝創作遇到不少新問題，紅線處處，危機重重，投資可能泡湯，也是業界最頭痛的問題。他們近年最常採用的方法，就是不理會大陸市場，埋頭創作適應香港和海外的港產電影。我不禁要問：香港是否只需要「金風玉露一相逢」的金庸，就「勝卻人間無數」？如果只抱這種想法，那麼只會趕走很多「準金庸」。
（3）23條會否廣泛用於意識形態
──眼前可見，基本法23條立法正快馬加鞭，所謂「諮詢」、「壓倒性支持」、立法會討論和官員答問，已變成宣傳和教育民眾的造勢，給人「走過場」的感覺。這好像歷史重演，返回港英政府1967年期間的緊急立法。官方雖然有此權力，但效果則是水過鴨背，市民涓滴不流。眼前的平靜，只是用填土機壓平而已。
──官方經常解釋，有些西方國家的國安法更嚴，香港已經很寬鬆。但這避開了西方國家的民選制度和公民社會的制衡機制，不是把話語權、解釋權、執法權都集中在不同功能的同一肌體之上。司法界如何把關？能否把關？始終是市民關注的焦點。如果把這些質疑也列入「引起對政府不滿」、「煽動仇恨」和「污衊司法機關」之內，豈不是提早作出示範？
──按現時狀况，市民不太擔心陷入犯法險境，因為一般人不會觸及破壞國家安全的行動。可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卻有不少說不清的憂慮。即使官方引用很多實例，嘗試說明什麼才算「煽動仇恨」、什麼才是「挑起不滿」，但都不能消除市民疑慮，皆因已出現不少庸人自擾的事例。除了已知的中上環輝煌快餐店塗鴉、「劇協事件」、兆基創意學院被指示取消租借場地之外，其實還有一些事例還未披露，在此暫且不提。如果這類庸人自擾的事例擴大到23條立法後的意識形態領域，豈不是令人更擔心嗎？
──近日，我跟不少各界朋友談及香港近年的緊縮氛圍。文化界朋友說，當《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嘗試以曲筆創作，惟如今整體氣氛進一步收緊，寒蟬效應到處皆是，曲筆或者也不行了，只能用隱喻或其他更隱晦之法。但這不是削足就履，令人文思荒蕪，應驗了「庸人自擾，思絕文窮」嗎？
商界的朋友也說，官方宣傳通過23條後，就讓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但他們看不到通過23條後香港經濟就會興旺起來；如果可以的話，這種效果應在通過國安法就出現了。惟收緊法例後，資金和人才流失多了還是少了？各人心中有數。大家都不想看見「庸人自擾天下窮」。
總之，香港人一般不會否定國家安全的重要；但如果意識形態也要等待「金風玉露一相逢」的生機，那就非香港之福了。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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