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迫使香港在與內地的聯繫及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之間做選擇；而不論正確與否，香港都優先考慮前者而非後者。但由於中國大陸的新冠「清零」政策跟全球規範（global norms）和最佳實踐（愈來愈）不一致和不同步，香港愈趨發現自己被視為（和被標籤為）「只是另一個中國內地城市」。
超級聯繫人縮小了政策空間 降低國際性
相比國家安全法更甚的是，「清零」政策對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聲譽，造成相當大的傷害；這也顯示了香港政府已變得多麼沒有適應能力（maladaptive）。隨着病毒演變得更具傳播性，但致命性減低，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適應了與病毒共存，惟香港仍堅持嚴厲的「清零」限制（即使是在2022年初新冠病毒在港變成地方性的疾病後）。這向世界各地顯示，香港的政策制訂已變得不那麼務實和基於證據。
「清零」也對香港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它既沒有拯救更多生命，也沒有保住經濟（見表）。跟東亞其他司法管轄區相比，即使香港不必要地推遲了經濟復蘇步伐，但其在疫情期間卻有更多的額外死亡（excess deaths）。
「清零」對香港經濟造成的創傷，比國安法更大。2022年初，在「清零」政策最瘋狂的時期，數以萬計的商業和金融界別專業人士離開了香港，當中許多人前往新加坡。就如最近我在新加坡的一些內地朋友告訴我：英國人花了150年把香港變成國際金融中心，中國則僅花了兩年（2022和2023年）就令星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而這種創傷可能會繼續反覆出現，尤其是因為港府尚未就其處理疫情的手法開展獨立調查。沒有如此調查，當局就無機會從錯誤中學習；商界就會固執於其看法，認為政策制訂的質素已經惡化；居民亦仍然會對政府抱持懷疑和犬儒態度——這些都會加深香港的生存危機（existential crisis）。相對而言就SARS的處理，香港當局當年做了3個獨立調查。
避免停滯、惰性和盲目樂觀
在港府許多公開聲明和信息中，都有一個將香港的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的傾向——美國的高利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西方試圖遏制中國，同時忽視或淡化本地因素（例如中國內地經濟放緩、港元掛鈎美元、新冠「清零」）。儘管從政治傳訊角度來看，這些說法或許可以理解，但長遠而言它們可能會對香港造成更大傷害。
首先，這類敘述對香港民眾和香港經濟無任何好處。它們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香港的問題都是由外人或海外敵人造成」。這不僅會損害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聲譽，也無助港人理解在一個全球化退潮、兩極化加劇的世界中，這座城市所面對的複雜挑戰。這些敘述創造了簡單的、二元化和終歸屬虛假的故事，即香港陷入了「東西方、善與惡之間的鬥爭」。如此做法，導致社會更加兩極化。
其次，這些敘述可能會給予當局一個依靠或藉口，不再就着香港需要做些什麼來保持與時俱進（stay relevant），做更深入的自我批判反思——若我們可以輕易地將西方或其他國家視為香港問題的代罪羔羊，那為什麼還要費力改變呢？
抓住當前機會 研究怎重塑經濟
第三，這些敘事往往是建基於對中國崛起和西方衰落的盲目樂觀預測。縱使這當然是有可能的，但無論香港精英們多麼真誠或強烈抱持這些信念，它都絕非必然會發生。這些敘述，常常將期望的事物跟可能的事物混為一談（conflate what is desirable with what is probable）；也促使我們在面對問題和弱點時過度樂觀。雖然樂觀通常是一種好的心理特徵，惟我們應努力避免如作家魯迅在《阿Q正傳》所描述之盲目、幻想的樂觀。
相反，香港的政策制訂者應抓住當前經濟不景氣所提供的機會，就應該如何調整甚至重塑香港經濟去面對未來，開展廣泛研究。這樣做的話，不僅會向世界顯示香港決意繼續作為全球經濟的必要節點，也會讓港人有（更多）理由對香港的未來抱持信心。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原文可參閱「明報新聞網」觀點頁面。本文是作者根據其於1月27日「Hong Kong in a Polarized World: Still a Super-connector and East-West Intermediary?」政策對話中的演講整理寫成。上篇於2月8日(周四)刊出，可參閱網址shorturl.at/joqwU）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實務教授及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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